近20年来，笔者和同仁们在天台山文化研究中，曾对中国杰出地理地质学家、探险旅行家、旅游文学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江苏江阴人徐霞客与临海人陈函辉，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从中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受到中国和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的肯定，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徐学研究专家与学者的关注，并亲临天台山和临海古城参加学术研讨会和实地考察。对此，笔者曾撰文先后在《今日临海》《括苍周刊》和《江南长城报》上作了简介。本文提供读者的是临海的另一位与徐霞客齐名的中国杰出的地理学家、旅游文学家王士性。徐霞客与王士性是同时代人，他们都生活在明末的江南，王比徐还早出生40年。他们的家庭均是世代官宦、书香门第；虽然在今天看来，两人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不相上下，各有千秋，徐霞客的主要贡献在自然地理方面，王士性的主要贡献则在人文地理方面。王士性认为，许多文化现象都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辩证地指出，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他说：“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将于有为。”这一观点已同现代人地关系理论中的“适应论”和“生态论”相近。王士性的人地关系理论具有超前性，尤其是当前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还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而王士性的适应论和生态论更有借鉴意义。为此，笔者将陆续发表有关这方面的学习与研究见地。
  　　首先向大家陈述一下十几年来有关王士性的研究情况：经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1992年7月“王士性研究”获准列为省“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为此，特约请国内热心研究王士性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士，组成“王士性研究”课题组。十多年来，已取得了可喜成果。如：由市博物馆提供有关王士性的部分著作原稿，市政府资助经费，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搜集、整理并校编的《王士性地理书三种》，计374000字，已于1994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同年，梁光军与丁伋老先生在临海市区棋盘巷发现《王氏宗谱》，并在《台州日报》上披露。王士性后裔得知后即来市博物馆面告他们那里还藏有《王氏家谱》。梁、丁即去沿江镇兰道村查考，证实王士性属“章安王氏”，从中获得了不少第一手史料。其间，周振鹤、徐建春（时任《浙江学刊》编辑，现为教授）在《地理学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浙江学刊》、《杭州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专论，呼吁各界应重视对王士性的研究，已收到较好效果，有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连载。本人撰写的《王士性与“广志绎”》在《东南文化》杂志上发表，“进士王士性之家”被编入《台州会要》；梁光军撰写的论文《王士性笔下的峨眉山》，曾在“峨眉山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后，被选入《论文集》。在此同时，《台州日报》发表多篇专题报道，介绍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重大贡献，以及研究王士性的动态。王士性家乡临海兰道村，王氏后裔自愿捐资在村口建“王士性纪念亭”。尤其是1994年11月，由徐建春、梁光军著述的《王士性论稿》计18万字，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后，为王士性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史实，推动了王士性研究的深入发展。同年年底出版的《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第二辑，专门开辟“王士性研究”专栏，刊载了6篇较高水平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近些年来，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在每次学术年会上，亦有多篇论文论及徐霞客与王士性。如2005年9月在“徐霞客与丽水旅游文化研讨会”上，省徐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石在，就专门论述了“追寻徐霞客与王士性丽水行踪”。但总感对王士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作为王士性家乡的一位文史工作者，有责任呼吁各方要进一步关注这项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学术研究，让这位历史上少见的人文地理学家和其《广志绎》等少有的著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早在1991年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二版上摘要转载了徐建春在《杭州大学学报》一九九○年第三期上发表的文章，题为《王士性及其<广志绎 designtimesp=9542>》，认为目前对明代与徐霞客齐名的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及其著作的研究十分不够，评价也欠公允，而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对我国古代地理学、特别是明代地理学的清醒认识。作者认为，王士性的《广志绎》中包含着丰富的地理学思想与地理学资料，具体、全面地阐明了人地关系理论。他以地理环境为主要指标，将浙东区划分为泽国文化、山谷文化、海滨文化。在地理学史上，这样的划分是前所未有的，王士性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地理学的前列。后来，与王士性进行了类似划分的是德国的黑格尔。《广志绎》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地理资料，将全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对全国某些货物的产地、集散地作了归纳总结。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无可置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方面的杰作，那么《广志绎》就是明代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奇葩。今天重读徐文和王士性的《广志绎》，对王士性这位伟大的人文地理学家和旅游文学家，有了新的认识。
　　  王士性和他的从父王宗沐及堂弟王士崧、王士琦、王士昌，均为明代进士，一代名流，以后都入《明史》，且有传。同一时期，一家五口同入正史，这在全国是少有的。民国《台州府志》亦为王家五口立传，在同一条目里记了4500余字，这在所有志书中也是罕见的。康熙《台州府志》、《临海县志》、雍正《浙江通志》、民国《临海县志稿》，以及新编的《浙江人物简志》、《临海县志》和《台州历代文化名人》等志书，均以显目的位置为王士性立传，对他的生平给了较高的评价。如新编的《浙江人物简志》对王士性作了如下记述：
  　　王士性（1546－1598），字恒叔，号太初，临海人。王宗沐从子。万历时中进士，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数千言，认为朝廷的要务有二：“亲章奏，节财用”；官司的要务有三：即“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的要务有四：为“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均深切明弊，大多得以实行。王士性曾揭发杨巍阿谀辅臣申时行，而申时行亦纳杨巍邪媚，二者皆失大臣体。后来，他又上疏请召还沈思孝、吴中行等人，忤旨，不报。迁为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担任过太仆少卿。后被调到南京。多年后，就迁鸿胪卿。五十三岁卒。王士性著有《五岳游草》、《广志绎》。《广志绎》有五卷，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理学书籍。
　  　然而，这些记述大多着眼于他的政绩，虽然也提及了著述，并作了一些肯定，但不能反映王士性一生的全貌和其特殊贡献。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像王士性这样“素以诗文名天下”的人物，应该把侧重点放在介绍他们的有价值的著述上。如他的《广志绎》，究竟是怎样一部著作？包含了哪些主要内容？有什么历史意义？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后人是如何评价的？等等。《广志绎》是王士性晚年之作，写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他继《五岳游草》、《广游志》以后追绎往事，以补未及的最后一部著作。也就是说，这是王士性对自己一生所见所闻的系统、全面的综述。因为他自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出任确山知县以后，20年来，辗转东西南北，除福建外，足迹已遍及全国，加上他喜欢游历，不耻下问，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因此，很快地就写成了这部《广志绎》。他在“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余已遍海内五岳与其所辖之名山大川而游，得文与诗若干篇记之矣，所不尽于记者，则为广游志二卷，以附于说家者流。兹病而倦游，追忆行踪，复有不尽于志者，则又为广志而绎之，前后共六卷……余言否否，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敢自附于近代作者之习乎哉？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猥以辑云尔矣。万历丁酉中秋扫，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恒叔识。”由于书稿写成后还来不及刊行，就于次年卒于任上。当时仅是刻写本，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临海宋世荦进行校勘、重梓，并收入《台州丛书》才传于世。1981年12月，经吕景琳先生点校，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吕在“点校说明”中指出：“此书不仅记述了各地的山川名胜、关塞险要、物产民俗，而且对当时赋役漕运、农民起义、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都保存了较丰富的史料。由于作者反对‘籍耳为口、假笔于书’，注重亲身见闻，实地考察，这就更提高了本书的史料价值。”
　　  早在康熙年间，南京有一位书生叫杨体元，当他从一位藏书家处看到刻写本《广志绎》时，把它称为“得遇奇书，微独福也”，当时就抄录了二册，后因兵变抄本失去，深为惋惜。后来又在他的一位同学家中，看到此书刻本，又抄录了一册。转给他的师友阅后，一致称赞“是书该而核，简而畅，奇而有本，逸面不诬。其志险易，要害、漕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徼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三十年后，杨体元曾来过天台山，要去王士性的一部《五岳游草》，但未见有《广志绎》书目。因此，他于次年就把《广志绎》重刻，“附梓于后，以传先生未传之书”。后来乡人宋世荦就是根据杨的重刻本校勘付印的。
  　　《广志绎》分六卷，即方舆崖略、两都、江北诸省、江南诸省、西南诸省、四夷辑。其中第六卷四夷辑，有目无书，可能是因为作者托病未完稿，或因非亲身所见，不符其规，故未成卷，实为五卷。第1卷“方舆崖略”。是对疆域、历史、赋税、物产、地名、河流、水系、山川、五岳等的综述，条理清楚，资料翔实，后人称之为“叙山川离合，南北脉络，如指诸掌”。第2至第5卷，分别记述各省的地理、风俗、特产等，详略得当，言简意赅。
　　  正如著名地理学家、浙大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在《王士性书稿》一书的序言中所述：“和徐霞客一样，王士性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是一位纪实型旅行家，他的《游记》主要是他逐日观察的记录。王士性在《五岳游草》和《广游志》中，也作了大量地理现象的纪实，但在《广志绎》中，他除了纪实外，还把许多地理现象作了归纳和分析，也就是说，把地理现象提高到地理理论，例如在《广志绎》卷1中，他简要地分析了中国各地的地域差异：‘东南饶鱼盐、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硃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中、羊、马、赢、羢毡；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柟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羶；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人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寥寥百余言，把全国各地区在特产、燃料、交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概括得恰如其分，条理井然，这当然是对大量地理现象进行提炼的结果。没有深厚的地理学功底和精辟的分析能力，是达不到这样水平的。”
　　  又如第4卷“江南诸省”中记述浙江一节时写道：“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复，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这样的记述，在其他的史志中还未见到过。又如记述名特产，王士性写道：“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州)之线，嘉(兴)之绢，绍(兴)之茶之酒，宁(波)之海错，处(丽水)之磁，严(建德)之漆，衢(州)之橘，温(州)之漆器，金(华)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州)不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注：台州明代时，橘与茶都享有一定名声，王为何写“少所出”，这可能是作者经常见到，不足为奇，或者因其他郡邑已提及，有意谦让)。这些特色，许多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优势。再如写台州的名胜古迹，他作了如下记述：“道书称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惟台得之多。临海南三十里，第十九，盖竹洞为长耀宝光之天；天台西五里，第六，玉京洞为太上玉清之天；黄岩南十里，第二，委羽洞为大有空明之天；仙居东南三十里，第十，括苍洞为成德隐元之天。福地，黄岩有东仙源、西仙源，天台有灵墟、桐柏。其他非道书所载者，刘、阮桃源，寒山、拾得灶石，皇华丹井，张紫阳神化处，司与悔桥，蔡经宅，葛仙翁丹邱，智者塔，定光石，怀荣、怀玉肉身。自古为仙佛之林”。对临海的台州府城墙,他写道:“两浙十一郡城池，唯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插天，虽鸟道亦无。”还有“天台石梁则龟脊横空，深壑无底，奋雷飞瀑，惊目骇魂，非修观遗生者莫能度。”
　　  王士性的这些游记，既是文学作品，又是科学著作。深入浅出，妙趣横生，文笔简洁，真实生动。康熙《台州府志》在他的传记中引了济北(今属山东)邢子愿的一段赞语：“赋如相如，文如班固，诗如甄城、平原、李白、王维。”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王士性以其官吏之身，遍游五岳，以其博学之才，问奇、探奇、记奇于名山大川，最后撰写成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广志绎》。也因为此，徐文称《广志绎》为明代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奇葩”，说得在理，名符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