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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朱虚之

作者:李 欣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4年06月05日 22:26:25 

朱虚之与革命
    1926年,当时还叫朱文林的朱虚之从回浦中学毕业,毕业后,由其兄长资助入南京钟南中学,因交不起每学期五十大洋的昂贵学费,为早些找到工作,他加入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学习报务,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三期生(通信学校第三期、黄埔军校第八期)。1930年春入学,1931年3月就随毛炳文的第八师到江西“围剿”红军去了。
    朱文林随毛炳文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朱虚之加入了红军。
    朱文林参加红军时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在旧军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对他没有多大影响。投身革命后,朱虚之迅速提高对革命的认识,认真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1933年5月,由钟夫翔等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历任军委总台副报务员,红三军无线电分队队长,军委电台一分队队长,红九军团电台分队队长,红一军团无线电中队队长。他担任的是电台的报务和机务工作,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转战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身先士卒。
    1934年底至1935年10月,朱虚之任无线电队第四分队队长,隶属红九军团。遵义会议后,为了再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毛泽东又一次出奇兵。3月24日,派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分抵习水的李子英、良村、兴隆场,“示形”于东北。军委并加派三十分队无线电台给红九军团,以加强他们与军委的通信联络。2000年11月朱虚之逝世时,中央军委特地在其《生平》中重申了这段历史:“红九军团脱离主力单独活动在滇黔川至与主力红军会合期间,他带领所属分队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圆满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红九军团马鬃岭分兵诱敌,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佯动。对于保证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胜,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在长征途中,为了确保军团首长与军委及所属部队的联络,无线电器材成了红军中更为宝贵的珍宝。每天翻山越岭,行军打仗,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纷飞,电台报务人员每天一到宿营地,就架台工作。行军中,不论是报务员、运输员或炊事员生了病或掉了队,朱虚之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别人骑,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模范行动,带领大家排除了千难万险。1935年10月,红一军团跟随毛主席胜利地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军团首长对无线电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虚之先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前总)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兼一分队队长,负责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派驻南京的办事处和115师、120师、129师及各旅旅部的联络,还与国民革命军个别战区司令长官公署联络。在平型关歼灭日寇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的战斗中,他指挥一分队将电台架在五台山顶上,使朱德总司令的指挥所与115师林彪师长的电台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为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3年7月,朱虚之离开鲁中军区,年底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后转一部。1945年4月七大召开,他作为山东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之后,朱虚之便结束了在延安党校的学习生活,被编入去江(苏)浙(江)的干部队,随后中央令江浙干部队转赴东北工作,于11月初到达锦州。从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直到东北全境解放,第四野战军入关进军到武汉,朱虚之的岗位没有变动过,变的只是部队番号、时间和空间。

朱虚之与地空导弹部队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空军的通信工作亟需加强。此时,四野老参谋长刘亚楼又想到了朱虚之,请朱虚之加入空军,出任空司通信处长。而萧华,则是朱将军参加红军第一天与他谈话的红军营政治委员。朱虚之不负重托,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勇于开拓,勤于思考,使空军司令部的通信工作面貌焕然一新。1953年10月,在老首长、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有丰富组织工作经验的朱虚之又担任了空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1956年6月至1959年10月任部长),在空军干部管理岗位上一干就是七个年头,并且取得了在空军内外上下有目共睹的崭新业绩。也是在这一岗位上,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定为行政七级。
    1960年1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朱虚之为空军技术部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朱虚之迅即到职,从那时起他就全身心投身到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中。1960年4月,空军技术部部长一职暂缺,1961年3月,朱虚之兼任部党委书记。1961年10月,任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7月兼党委副书记)。1966年5月,任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兼党委书记。
    十年中,朱虚之的履历表上职务多变,但办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用地空导弹把敌高空侦察机揍下来。他的“高射炮”最多时为十六门,每门“炮”由一个营(实为一个团的军官,而且是有文化懂技术的干部。这些干部都在原来的职务上降了二级,即营长原是团长,连长原是营长)来操作。
    尽管技术部有部长(后空缺)、副部长,高射炮兵指挥部有司令员、副司令员(第二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空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线,办自己的事,地空导弹部队专职最高总指挥官总是朱虚之少将。对外宣传中的“解放军空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经办人”,那就是朱虚之。他们的战绩是击落U-2五架,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三架。
    朱虚之是个勤于思考、大智若愚的人。他既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创造了近快、更近快、超近快战术,反电子干扰、反反电子干扰;又要研究对付自身缺失的办法,勤于总结失败的教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查明制导雷达跳高压是责任事故,对未查明失利原因就拆下照射天线的鲁莽作法的否定,等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排除各种干扰,维护空军二炮和技术学院的稳定,全力以赴,对付敌高空侦察。他当手操办的共和国大事,已永载国史。
    1969年9月,57岁的老将军出任空军副参谋长,是空军参谋长和四位副参谋长中仅有的老红军、老将军。
    朱虚之为对历史负责,特意撰写了二万多字的《六十年代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成长纪实》一文。这份《纪实》是将军晚年心血的结晶,它的最初文稿是1989年,未定稿于1991年10月印出,最后定稿时间为1994年5月10日,前后经过了四五年时间。

朱虚之与临海
    朱虚之这个名字,是他1931年8月参加红军后改的。他原名文麟,亦作文林。朱氏先世在西乡埠头朱,分支迁塘里朱,后迁居县城五所巷。
    将军还有一个学名,叫朱雯,在回浦中学1929年的毕业生名录里,就有这个名字。台州中学也是将军的母校,他先入省立六中,因大革命时期该校经常发生学潮,后又迁移外乡,这对一门心思想读书的朱雯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因而转学到了回浦。
    朱虚之从1931年参加革命离开临海后,只在1950年回过一次家。朱化芸老师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朱化芸是朱虚之四叔朱虚衷的孙女,也就是朱虚之的堂侄女。
    朱化芸记得,正是小麦黄熟的季节,朱虚之回到了家乡临海。当时,朱虚之在第四野战军的老战友江华正出任浙江省长,朱虚之到浙江公干时,江华邀请他回家乡看看,他欣然同意。
    朱虚之当时级别已经比较高,所到之处有警卫开道,也在附近路段实施戒严,由部队同志直接送入五所巷老宅。当时20岁的朱化芸已经在大石教书,因为农忙时节放假在家,所以有幸见到了将军伯伯。
    在朱化芸的记忆中,朱虚之穿着整齐的军装,人比较瘦,很精神,浑身上下散发着军人的正气。但是他与家中小辈说话时,态度亲切,有问必答。朱化芸记得,自己当时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伯伯,尤其对他们长征途中的辛苦特别好奇。她曾问朱虚之:“你们在长征途中真的有喝过皮带汤吗?”朱虚之笑着回答她:“皮带每个人只有一根啊,哪能顿顿都有皮带汤喝呢?有皮带汤喝已经算‘美餐’了。过草地的时候,我们就吃草根和树皮,爬雪山时,我们就啃雪块。”在家时,朱虚之最常对小辈们说的就是:“你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劳动最光荣。”
    朱虚之在临海住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期间他基本没有出门,都在五所巷老宅与家人一起,偶尔接待客人。朱虚之最喜欢吃的就是临海的小吃,他的哥哥嫂子还有朱化芸的奶奶就一起做麦油脂、糟羹、扁食这些临海传统小吃给他吃。
    这次之后,朱虚之就没有再回过临海了,但家乡时时在他心中,愈到晚年,思乡之情愈切。在济南无影山,为了了解家乡的消息,特意订了《浙江日报》。1989年、1991年、1992年家乡刮台风、发大水,朱虚之将军从电视上得到消息,十分焦急与不安,写下“唯望家乡父老兄弟姐妹们身体安全无恙。并望在可能情况,协力同心,逐步恢复学校的教学事业,恢复家园,生产自救。至盼。”

儿子记忆里的父亲朱虚之
    朱虚之将军有四个儿子,长子松滨、次子汉滨、三子运彬、四子海滨。
    此次记者联系到在北京的朱松滨先生,他深情地聊起了他记忆中的父亲。
    记者:印象中,您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朱松滨: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是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勤勤恳恳,对同志平易近人,对家庭充满关怀的人。
    记者:您觉得您父亲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是什么?对您影响最深的是哪个方面?
    朱松滨:我觉得父亲最可贵的品质是他平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对世事炎凉的困惑和对革命工作的懈怠。对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安排的职务,评定的级别,从来没有流露出任何斤斤计较的情绪。无论是技术性工作,军事性工作,政治性工作,还是新兵种的创建工作,他都是义无反顾,热情承担,积极开拓。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上一共打下五架U2飞机,全部都是在我父亲主持地空导弹部队工作期间取得的胜利。有不少部队指战员因为这些胜利立功授奖,个别人还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但是我们家里却没有一张我父亲与打U2有关的照片,无论是打下飞机后的领导现场视察,庆功场面,还是事后中央首长的接见、颁奖场面,一概没有。我在感到些许惋惜的同时,也为我父亲这种全心全意为胜利,为工作,从不贪功,从不炫耀个人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所启示,我下定决心,一生都要向父亲学习,做一个像他那样无私奉献的人。
    我父亲出生于浙江临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他参加红军之前就有很扎实的文化技术素养。因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科学,重技术,重人才。
    作为儿女,父亲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日常生活中,他对身边所有人不但一视同仁,而且平易近人。他从不摆官架子,从不发脾气,也从不训斥身边的人。
    记者:您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平日里对孩子们强调最多的是什么品质的培养?
    朱松滨:父亲基本不过问我们的学习,特别是数理化,基本是放任自流。间或父亲也会和我谈一点诸如学校最近都学一些什么课呀?讲的都有什么内容呀?有时候还读一下我的作文。有一次,他得知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选取了一些古文,他一时兴起,把他收藏的《古文观止》拿出来,要求我要好好阅读里面的古文。和我聊起了王勃的《藤王阁序》。我还是有生第一次见到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军事干部,竟然会对古代文人的文章如此有兴趣,如此熟悉,读起来还如此动情。我才觉得父亲和我见过的其他司令政委们可能真是有点不一样, 我想,这也可能是父亲从家乡带出的基因吧,崇尚精神志趣,崇尚人文品格,崇尚历史古风。
    父亲十分强调艰苦奋斗。记得有一次,全家在饭桌上聊起今后打仗会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随口说,都现代化了,爸爸坐车起码还不得是212(军用吉普)?他很严肃地说,那说不定,一切时候都不能忘了艰苦奋斗,任何时候还是要有骑毛驴的思想准备。他这样一说,我们也都无话可讲了。
    父亲十分注意教育我们要克服革命干部家庭成员可能产生的特权思想,反复强调不能有任何高人一等的想法。记得有一次,我特别想去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一场十分难得的国际足球赛,可是单位年轻干部比较多,人人都想有票去现场观看,办公室因此没有像往常那样给我们家发请帖。临时又来不及去搞票了,我急得不行,情绪一时转不过弯来,手上开始摔摔打打,嘴里还嘟嘟囔囔,父亲听见了,把我好一顿训斥,说一次两次看不了球赛算什么?人家老百姓有几家能看到呀!不要老是觉得你有什么特殊,别人事事都要照顾咱们家。听了他的话,我的情绪才渐渐平息下来。
    记者:对您父亲来说,他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什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朱松滨:父亲好像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过他对一生中哪几件事是最值得骄傲的。不管是在四野总部工作,随部队从哈尔滨一直打到武汉,还是为空军组建了通信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他从未挂在嘴边。每每部队打了胜仗,受到上级领导乃至中央首长的接见,嘉奖,他参加或是没参加,从来都没有跟我们提起过,总是一如往常地上班,下班回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躺在沙发或者床上看《参考消息》,看看电视,和老婆孩子们聊聊家常,或者准备周末去钓鱼的渔具,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和乐趣。在他们老一代革命者身上,有的好像就只有兢兢业业工作的本分和那份完成工作的舒心和满足。
    记者:能否回忆一下您和父亲之间印象最深的几个小故事。
    朱松滨:父亲在山东济南空军干休所时,我带着老婆孩子去探亲,用区别针到水稻田里钓了不少青蛙, 我爱人用辣椒爆炒了大家吃,父亲当时那份大快朵颐的享受,尽显无疑。 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是南方人,母亲是北方人,在北京时的炊事员也是北京人,我母亲不吃辣,一大家人吃饭,也从来没有特意为父亲烧过南方菜,他居然从不计较。今天一盘辣椒炒田鸡, 恐怕是沟起他的思乡之情了吧?从来没看到他吃得那样香。可惜我们当年都忙,没有想到陪老人回家看看,也没有让他经常吃到家乡的饭菜!
    父亲寡言少语, 很难看到他表达自己的感情。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将母亲每一次的中医药方全部收集下来,收集了厚厚的一本。我爱人第一次去美国留学,在北京准备衣物, 父亲突然自己坐火车从济南赶来,要为她送行,我们当时都很吃惊,实在感到意外。后来我们夫妻已经在美国,儿子小小年纪 好不容易办下签证,需要自己独自坐飞机去美国,父亲居然又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到机场送行。
    我爱人总说,父亲把他两个书橱里的书送给了她,对她来说,那又是一个意外。病危时,父亲嘱托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兄弟团结!” 
    记者:您父亲对家乡怀有什么样的感情?
    朱松滨:父亲参军后一直没有回家乡,直到解放的时候,才第一次回了一次家。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到了晚年,他开始思念家乡,思绪越来越重。
    我们在临海举行长城节的时候,应邀回过老家,在我爷爷的墓碑上,我们非常意外地看到我儿子和侄女的名字(打破了当地“只刻男, 不刻女”的风俗),深深感到他那份孝敬前辈之心之真切,之情之深远。
    (本文史料据王荣福《朱虚之传略》、朱汝略《缅怀临海籍老红军朱虚之空军少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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