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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澜: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开创者

作者:王荣福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7年03月01日 21:31:27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赣南地区创立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在苏区执政的伟大实践和艰辛探索。
    临海籍老一辈革命家王观澜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创办并主编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建第一个通讯机构“红色中华通讯社”,为苏区人民新闻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成为新华社第一任负责人
    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的王观澜受命经香港到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兼组织部长。
    作为《红旗》报初创时期的主编,王观澜坚持求真务实、重实践、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工作作风,一边负责编辑《红旗》报和开展其它宣传工作,一边经常和张鼎丞、李明光等一起到农村去,发动贫苦农民斗土豪、分财物、分田地,还帮助新得到土地的农民开展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王观澜把这些亲身经历的闽西苏区这一时期的斗争情况及时在他主编的《红旗》报上进行真实而生动的介绍和报道,对其它地区的农村斗争起到了示范和影响作用,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1931年9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军事“围剿”的胜利后,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调王观澜、肖劲光、邓发三人到中央局。不久,王稼祥到长汀,最后取得省委同意,王观澜和王稼祥一起到瑞金,第一次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王观澜受命筹办中央局党报,协助王稼祥编辑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
    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并主编《大会日刊》。会后,即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同时还兼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
    红中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构,是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单位,内设编辑部、材料部和发行科,并组建了列宁室,后建立《红色中华》编审委员会。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 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王观澜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红中社负责人,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负责人。

毛泽东经常探望《红色中华》编辑部
    红中社最初的两项任务就是充当“喉舌”和“耳目”,一是对外播发宣传我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期间,《参考消息》先后以《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名义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红中社和《红色中华》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关心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当时,王观澜和毛泽东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来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宁都暴动”后,毛泽东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她直接起源于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时刻,最直接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进程,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其新闻性、群众性、批评性的编辑特点对今天的新闻出版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红色中华》刊布中央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并发表社论阐明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设立《苏维埃建设》专栏,报道建政消息,交流经验教训,还及时注意运动中的新问题,刊登读者来信,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结合建政的检查工作运动。为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红色中华》经常以报社名义发出号召,如节省粮食、认购公债、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组织赤卫军(少先队)、熬制硝盐、收集弹壳与废铜铁、发展游击战争等,同时注意及时报道广大群众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努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烈情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为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红色中华》不断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消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为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后,《红色中华》在第一时间加以刊登,并以此为指导,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动员民众一致抗日,作为长期宣传的重要任务。许多读者写信给报社,支持红军武装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红色中华》成为党和政府的有力工具
    在苏区,一个新闻工作者,首先是一个组织和开展工农运动的“运动员”和“战斗员”,这既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为人民”宗旨的具体体现。王观澜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不懈的努力,找到了新闻工作与革命斗争实际有机结合的途径,形成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
    还在负责《红旗》报的时候,王观澜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为人民服务上,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上任伊始,他不是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带着问题下到虎岗搞调查研究。主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工作期间,王观澜更是始终以面向工农大众为办报的方向,坚持以通俗生动的形式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
    《红色中华》这张苏区人民政权下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4开小型铅印报纸以通俗生动见长。她设立了多种栏目:《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赤色战士通讯》《红色小辞典》等。还设有不定期文艺副刊《赤焰》,常有漫画插图。一般出4到6 版,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双日刊。红军获大胜时,发行号外。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是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战略基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上,共产党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奉献精神有条件比较完整地实现了,而且成了党和政权建设中的第一要义,从而赢得了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对于中央苏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从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到工作方法,毛泽东都作出许多正确的决定。《红色中华》最直接地传达了党和政府领导人领导和指挥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和想法,最直接地反映了他们对工农大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关心和思考,刊登在《红色中华》上的许多文章还是领导人亲自写的。这正是《红色中华》充分发挥新闻事业鼓动和组织作用的优势所在。
    在中央临时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广泛发动和宣传教育,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深入人心,不但解决了红军供给问题、筹款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红军扩大问题。在查田运动中,各地农民纷纷踊跃当红军,上前方,当时在《红色中华》报上有很多报道。哪里土地斗争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彻底,那里当红军的人就特别多。
    作为苏区新闻工作主要负责人的王观澜,更是身体力行,通过《红色中华》发表了许多直接与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章。现收入《王观澜文集》的发表于《红色中华》的文章有八篇,其中六篇就是直接指导或报道农民春耕等农业生产的,如《组织犁牛站办法》《深入土地斗争中会昌查获反革命》等,都在最合适的时节给农民以最具体、最实用的指导。
    在王观澜和“红中社”同志的不懈努力下,《红色中华》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它发行到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从开始时的数千份增至4 万多份。

《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
    当时,《红色中华》的编辑部既是报社,又是新闻社。社址设在瑞金叶坪村一幢民房内,原为叶坪村民谢益球、谢益逢的私宅,始建于1924年,为“四厢三间一横屋”的木结构民房。编辑部在此办公两年多,直到1934年4月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迁到瑞金沙洲坝。
    编辑部除了报纸和播发新闻,还编辑其它宣传材料。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在冲破蒋介石反动派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紧张斗争环境中,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纸张、器材和印刷发行方面的种种困难,从红色根据地把党的主张和战斗情况传播出去,鼓舞和指导各根据地人民和白区地下工作同志们的斗争。
    在每人每天只配给半斤糙米的条件下,他们依旧自觉地日夜奋战,编辑部工作人员做编辑又兼记者,一面组织稿件、编辑稿件,一面外出采访,还要兼做校对和部分译电及刻写油印工作。他们在号召读者节省开支支援前线时,先从自身做起, 每天只吃两餐杂粮,自己开荒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贴,送给前方红军。他们辛勤建立通讯网,使通讯员从开始时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还选聘有特约通讯员。
    就这样,他们把《红色中华》由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发行量最多时达到4万多份,在当时中央苏区8万平方公里60多个县的区域内,每百人就拥有一份《红色中华》,其传播之广和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中央苏区内不可替代的主流媒体。王观澜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为办好《红色中华》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编辑部的小窗,常常彻夜透着小油灯的亮光。1933年8月,《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在以《红色中华》为主的新闻报刊的带动下,苏区的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各种大小报纸34种,出现了人民通讯事业的萌芽。除《红色中华》外,影响较大的还有《红星报》《青年实话》《斗争》等。

敢于坚持真理的新闻工作者
    众所周知,在中央苏区党内曾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主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首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工作者要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王观澜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不但充分发挥报刊等新闻媒体揭露和鞭挞根据地内一些不良现象的功能,还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新闻手段进行了有效的斗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就十分重视与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展开斗争。在当时的苏区,工农检察机关的领导人何叔衡、项英、董必武等人都把《红色中华》等新闻媒体当作反腐倡廉的重要阵地,经常通过媒体传播,把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最快、最广泛地告之民众,动员和发动民众配合工农检察部的各项工作,以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为配合中央政府的斗争,王观澜在《红色中华》上开辟《可耻的黑板》等栏目,专门揭露反面典型,批评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在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中影响很大。
    从《红色中华》创刊到中央红军长征前的264期报纸,可以看到,专门为检察工作开辟的专栏就有《铁锤》《突击队》《工农通讯》《警钟》等,通过这些专栏,把检察工作的法律法令、工作动态公之于众。并以生动、活泼、形象、直观的漫画形式,把检察机关的工作和任务,深入浅出地展现给工农群众。如《红色中华》第168期共有10个版,其中就有7个版涉及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1932年2月14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公布了在中央机关内查办“大案要案”的有关情况。另外,在检察工作的专栏中,还陆续揭露了形形色色的贪污腐化行为,以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的警惕。又如《红色中华》刊登的漫画《反对贪污浪费》和《无产阶级铁锤下的骷髅》,都非常准确地表现了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
    何叔衡、项英、董必武等领导人也经常通过《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或“指示信”,不但指导了各级检察机关的工作,又使工农群众了解了检察机关在做什么。
    1932年夏,王明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路线,进行所谓的“肃反”运动。八九月间,执行王明路线的几个人,以《红色中华》发表一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根据地的消息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污蔑他为敌人吹喇叭,吓唬根据地人民。后来又提出他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问题,说他有“托派嫌疑”。中央局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并把他关进中央政治保卫局,《红色中华》总编等职务就这样被悄悄地撤掉了。当时中央局党的关系属于云集区。云集区9个乡党支部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纷纷写报告,要求释放王观澜。经中央政治保卫局查实王观澜没有问题被释放后,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仍然坚持要开除他的党籍,并写报告到云集区委审批。区委先后开了10多次会议,拖了3个月,也没有获得通过。
    1933年1月,中央局作出决定:中央政府机关党组织不再隶属地方党委领导。王观澜的党籍终于被开除了。对于这一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错误决定,王观澜始终予以抵制,坚持不在处理意见上签字。
    王观澜从进入苏区到主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工作,亲历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起步发展的全过程,成为苏区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直接领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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