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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人与书

作者:郭建利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8年03月27日

  买书会上瘾。这么多年来,教书、购书、读书已然成为生活的大部分,成为一种习惯了。书已嵌入我的日常生活。每周都会逛书店,出差外地或旅游也寻新旧书店访书,看到喜欢的书又不忍错过,所以家里的书愈积愈多,而最早的那批书为大学时代所购。

  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全民崇尚读书、热衷买书的激情年代,社会上掀起一股“读书热”“买书热”。人们争相传读《围城》《读者文摘》等书刊。单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青年之友丛书”《祝你成才》《塑造美的心灵——李燕杰报告集》《名人名言录》《科学发现纵横谈》等就畅销一时。有志青年纷纷上电大、进夜校,努力充实自己。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更是热浪灼人。彼时无网络和智能手机,电视尚未普及,连电影也不多。于是书刊成了主要的精神食粮,甚至出现排队争购某书的现象。被耽误的年轻一代如饥似渴地学习,整体学风很好,但各类图书馆和书店都是闭架的。浙师院图书馆条形柜台内有七八个管理员,宽敞的大厅立着许多抽屉式目录卡片柜,你搜到所需之书,填好索书条递给管理员,她转身进书库找书。有时你拿到手一翻,与目录介绍有异,并非想要之书,但只能接受,最快翌日还掉,因为规定当天不得还书。

  当时特别羡慕老师可自由出入书库,借书本数也多,手里抱着一摞书。反观现在哪个图书馆和书店不是开架的?任你翻阅,书也丰富。可惜看纸质书的人愈来愈少了。

  图书馆不远就是书亭。书亭在校门口里侧,东侧是简陋的收发室,西侧十米左右就是小小的平房。门面虽小,但人气颇旺,师生人进人出,爱书者课余饭后总要进去转一圈,看看近日又新进了什么好书,唯恐漏过。其时恰逢全国“美学热”,我也被《美学概论》课撩起了热情,勒紧裤带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书。李泽厚如日中天,影响了整整一代年青学人。但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卷)却买不起。直到2002年才抱回洋洋20卷《朱光潜全集》,也算了却早年心愿,但已时过境迁矣。

  临毕业前夕,又被那本小开本的《西方的丑学》所吸引。“丑学”一词系作者杜撰,说好听点是原创。此系《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书籍周身白底、封面黑白线条素雅、内容前沿的小册子。这也是这套丛书的最大亮点!80年代是新启蒙的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主旨是“注重介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它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精英学人,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它选题繁多,内容庞杂,本本有料。从1984年延至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共推出74本,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层面。在风行一时的“西学热”潮流中,此丛书普及面广,影响最深远。我当年买了《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人的现代化》等几本,眼下家里藏有断断续续从各地旧书摊收集的20多本,但《艺术魅力的探寻》久觅未遇,至今引为憾事。

  还有1983年浙江文艺版的《学人谈治学》,由书法家舒同题签,叶剑英委员长、刘海粟、启功等书画家题词,汇集了苏步青、王力、谭其骧、臧克家等48篇文章,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凝结了他们一生宝贵的治学经验。至今我仍置于书房醒目处,常翻常新,开卷有得。

  限于财力,我一般选购廉价之书,如风靡一时的“五角丛书”、《小说面面观》(福斯特著。我后写毕业论文即借其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理论)。但叶同学(现已成杭城教授)和王同学嗜书,买书出手阔绰。因为他俩父亲都是乡镇企业采购员,家底殷实。有时抱回的是厚厚的精装本,让我艳羡许久。钱锺书的《谈艺录》,教授《古代文学》的陈耀东老师(临海人)在课堂上屡次盛赞,于是在驻足书亭多次后,有一天我一发狠,花3块多买了中华书局出的《谈艺录》(补订本)。当初3元也许相当现在的百元,但对阮囊羞涩的穷学生而言,着实颇费踌躇:精装本显得有多奢侈。

  此书与《管锥编》一样都是钱大师的学术代表作,这部诗话巨著上编为40年代的原本,下编为新补内容。繁体字倒不怕,钱氏书涉猎十分广泛,没有古典文学底子蛮难啃的,里面都是干货,浓得化不开,像压缩饼干,我学力不逮读得似懂非懂。

  有的课在当时的我看来没大意思,我就跷课走阅览室望书,或乘车去市内新华书店购书。记得大四有门《电影概论》选修课,我只听过几次,课程临结束时交了一篇小论文敷衍。后听同学转达老师言:缺课多者,恐难及格。我急了,赶紧到老师家说明情况,才算通过。现在,我偶尔跟大学生调侃:

  “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没有逃课经历的学生恐怕不是好学生啊。”我也曾鼓励上大学的女儿适当逃课,当然前提是这课太水太烂。

  难忘黄土地的青葱年华、燃情岁月。当年的大学普遍硬件差,但学生普遍单纯、向学。我入学时浙师院没围墙,农民的牛穿校而过,于是被戏称为“牛进大学”“早稻田大学”。男女生混住一栋楼,女生住三、四楼。我们7个懵懂少年挤在一间狭长的寝室,两排叠床。除了每人一张小方桌,几无容身之处。书都排叠在床铺里侧。好在穷学生乏钱买书,数量有限,否则置书之地都紧张。我们不以狭窄为意,互谅互励,共学同读,意气奋发,相处一直很融洽。当年室友,慢慢爬升至教授、院长、党校校长、省社编审、省府处长。孙侃已成全省顶尖的报告文学作家。

  大一下学期(1983年),校报发了我“一块豆腐干”,是写学生们如饥似渴在书亭排队、买书的,有点散文诗的样子。这是平生首篇变铅字的文章,曾激动了好几天。作为中文系学生,在80年代文学大潮的裹挟下,跃跃欲试的我顺理成章进化成“文学青年”。大二大三时诗歌、散文在校国庆征文中获奖,奖品是莫泊桑《俊友》、但丁《神曲》、戴望舒诗集、《青年诗选》等。然后有幸当上校《黄金时代》(铅印杂志)编辑,发了小说等习作,故而谬得“才子”美誉。

  毕业论文选了当时的新锐作家李杭育小说,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导师是省当代文学学会会长、严苛的戴林淹教授。他带的8个人只2个优秀,我算其一。我报考研究生,专业成绩亮眼惜乎总分未上线。其他各地报考者也未上线。于是中文系拟在本校选一个。戴老师本有意留我,但一查我平时学业成绩,中等居多。于是在系里领导讨论时理所当然地惨遭否决。这是我造访他家时他说的,并流露出些许惋惜之情。

  记得大三时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红与黑》,工作后的寒假借给爱好文学的女生。开学后,交还我手的《红与黑》真是惨不忍睹!本来厚厚的方挺的新书变得“软耷耷”了。大概传过多人之手,品相沦为五成新了。而借给另一男生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李国文著),亦遭劫难。此后我毅然在书架上挂了卡片:恕不出借!

  说实话我都想抽自己!真怪自己太慷慨,以己度人,以为别人都爱惜书。当然从传播知识的角度,予人以精神滋养,也未尝不是一桩功德。关键是此二书是大学期间所购爱书,是我藏书里的老前辈,特别有纪念意义,容不得肆意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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