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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作者:牧野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8年06月08日

  1977年8月4日至8日,第3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与会专家学者纷纷痛陈推荐上大学的各种弊端,强烈要求恢复高考制度。8日下午,邓小平在总结发言时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是不是可以恢复高考?今年时间晚了来不来得及改?刘说还来得及,于是邓小平当场拍板恢复高考。紧接着,教育部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京召开1977年第2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整整开了45天,经过反复争论,总算形成了统一意见: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复。10月5日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国发﹝1977﹞112号《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恢复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也是一个典型的受益者。

  我出生于一个双职工家庭,1968年,5岁的我因母亲工作较忙,在未能报上学前班的情况下,被母亲托人帮忙插入华景小学一年级,一学期后因成绩较好顺利转为正式学生。从小学开始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而文革时期是书籍极度匮乏的年代,我千方百计地借书来读,读得非常杂,当同龄人还在翻阅连环画时,我已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四大名著。繁体无标点的线装书,开始看时如天书,慢慢看多了,结合上下文连猜带想象也能理解七八分。

  初中时,教化学的王本勤老师杭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多才多艺,但是湖南口音较重,因而化学课上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小说。第4学期的期中考试,化学只考了19分。这对于成绩向来较好的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于是静下心来,将化学课本认真看了一遍,将知识要点整理摘录下来。也许是大量的课外阅读培养了自学能力,2个月后的毕业考试,化学竟然考了100分。进入高中后,王老师点名要我兼任化学课代表。

  我的高中是在章安中学就读的,生源来自杜桥区的章安、梓林、杨司、前所4个公社,一个班最多时达78名同学。虽然处于“成绩无用论”时期,但非常幸运的是教化学的王老师、教数学的蔡行照老师等,系文革前的杭大毕业生,学识渊博,恰守为师之道,教学非常认真,因而这几门课我学得比较扎实。尤其是化学,基本上都是满分。记得有一次化学课后,王老师说有一道参考题很难,谁能做出来,我就给他100分。我看了一下,当场就在黑板上解答好,王老师说你期末考试不用考了。物理课的教材是《机电》,学的是三机一泵,任教物理兼俄语的苏永福老师虽然是留苏高材生,且曾在北大任教,但由于某些原因,一半以上时间是请假的,因而直到毕业时,我们的课本还是新的,我们的物理知识也所学甚微。1977年高中毕业时,我14岁,年龄班级最轻而成绩是总分第一名。

  我是家里的长子,按当时的政策,我毕业后唯一的去向是“上山下乡”,但父亲去知青办联系时,答复是年龄尚轻不能办理,因而只能做临时工,这也导致了1978年政审时有为何没有办理下放之问。

  1977年10月12日国发﹝1977﹞112号文件发出后,政策并没有马上公布,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重大改革》,正式宣布恢复高考,22日全国的报纸广播开始全面报道。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社会一片沸腾,大家纷纷报名。是年由于时间紧,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组织考试,因报名人数太多,各省、市、自治区普遍由各地区组织初试筛选,再省级统一考试。

  当时没有单位和学校组织,怎么考,考什么,一点也不知道,不知如何备考。听说杜桥中学老师利用杜桥区的会议室讲课,便与几个同学跑去听了两个晚上的语文课,每次来回都要花4个多小时。就这样,11月25日在杜桥中学参加了初试,考语文、数学两门。过了约一星期,章安街上新华书店的墙上贴出了初选入围红榜,我们班有16名同学入围。听说杜桥中学继续组织复习,我跟着学长潘钢华同学借住在其杜桥亲戚朱吕贵先生家,听了约十天的复习课。12月15日至16日参加了全省统考,一共考了4门:政治、数学、语文、理化(物理化学一张试卷,报文科的考史地),总分400分;17日上午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潘钢华被浙师院宁波分校录取,我则名落孙山。因当时高考分数是保密的,故初试和统考成绩如何,一直不得而知。

  据相关资料,恢复高考第一年全国报名2000余万人,通过初试拦截了大部分,进入省级统考570万人,连同1978年上半年扩招共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为4.79%,按报名统计则为1.36%;浙江省报名370339人,初试后进入省统考73365人,录取5346人,1978年4月扩招2362人,合计录取7708人,录取率为2.08%。记得高考浙江卷的作文题目是《路》,高考之路初开,临海县有120人走入高等学府,我虽然在这条路上暂时被挤落下来,但还是看到了曙光。

  1978年春节过后,我开始了临时工加自学的生活,母亲单位的青年职工王勇也准备高考,其在城关的父母为他准备了大量的复习用书,大都是文革前出版的书籍,王勇非常慷慨地让我同享,《中学语文语法知识》《三角函数》《数理化自学丛书——化学》等书让我得益匪浅。1978年4月,临海县提前组织高中毕业考试,拟报考的往届生也参加考试,我得了高分,其中数学、化学都为杜桥区第一名。5-7月,杜桥区在杜桥中学组织了为期两个月的高复班,将4月考试成绩高的往届生和各公社高中的应届生一起组成了二理一文3个班,区里组织和抽调杜中和各公社中学优秀教师来任教。我先是继续借住在朱先生家,后与王鹏、卢德长同学借住王父朋友王先生家。朱先生和王先生均非常厚道热忱,不但不收一分租金,还在生活上对我们悉心照顾,将近40年过去了,感恩之心犹存。我在理科一班,复习期间,是老师们重点关照的学生,自己也信心满满,考前所填志愿也大多为名校,专业与化学相关。7月20日到22日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理科20日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物理;21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化学;22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外语,每门满分100分。非报考外语专业,外语仅作参考分,不计入录取总分,我因初高中的俄语基本上没学到什么,就没有考。非常遗憾的是,考前两天的游泳,竟然让我在夏天得了重感冒,昏昏沉沉地走入考场,第一门政治就考砸了,最拿手的化学最后一题计算时将简单的分子量写错了,结果扣了13分,为87分,而是年化学卷难度系数低,加上复习班的周汝强老师教学得法,有几个在4月份考试分数只有我一半的同学自评分90多分。我感到郁闷、沮丧,计划明年再考。

  8月29日高考分数公布,浙江省理科录取分数线为310分,我竟然侥幸多了28分,化学87,数学79,语文68,物理54,政治50,被浙江师范学院台州分校数学专业录取。1984年到教育局工作后,看到教研室数学教研员金树煜老师的一份统计资料,1978年数学80分以上临海为32人,故79分还算高分。但从此我只得与钟爱的化学课挥手告别了。

  1978年全国参加高考的610万人,1979年初扩招后共录取40.2万人,录取率为6.59%。浙江省报考243455人,招生计划9975人,录取10576人,录取率4.34%,1979年1月4日又扩招4106人,最终录取14682人,录取率6.03%。我尽管高考发挥不好,还是成为一名不幸中的小幸运儿,心里也蛮激动。高中同班同学中我是第一个成为大学生;老家所在的华景村是台州人口最多的行政村,以卢姓为主,我也是恢复高考后华景大队(村)卢姓子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父母很高兴,花了他俩一个多月的工资奖励我一块105元的钻石牌手表,并将他们结婚时的一只皮箱给我,手表和皮箱我到现在还一直珍藏着。

  浙师院台州分校前身为台州师范学校,1978年4月14日,浙江省革委会浙革﹝78﹞47号文件《批转省教育局〈关于设立浙江师范学院分校的请示报告〉》,决定以台州师范学校为基础,建立浙师院台州分校,5月迎来首批学生146人,中文、数学、物理各1班,因为是1977年高考扩招的,称为七七级。我们七八级11月入学,266人,中文2班,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各1班。1978年12月28日,教育部发出﹝78﹞教计字1425号《关于同意恢复和增设一批普通高等学校的通知》文件,批准在浙师院台州分校的基础上建立台州师范专科学校,传达到师生和正式挂牌则是到1979年2月。

  我们七八级同学的组成非常有意思。入学前的学历有中专、有初中肄业,还有仅读过小学的。由于七七级录取时政审苛刻,分数对老三届要求偏高,而七八级则一视同仁,因而老三届的同学人数远远多于七七级,我们班48名同学中老三届就有13人,陈淼贤同学还是1965年高中毕业的,他们入学时大多已成家,多的已经有3个子女了,其中最大的已上小学四年级。同学中,年龄最大与最小的相差19岁,我是最年轻的(1963年出生)5名同学之一,以致1980年恢复人大代表选举,1981年1月20日,学校组织师生选举临海县和城关镇两级人大代表时,我与另外3个尚没有选举权的同学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同学前去投票行使光荣的权力。大家入学时的分数差也很大,余姚的黄一江同学398分是最高分,最低则只有320余分。另外,同班同学中还有3组7人原来是师生关系,其中方忠富同学还是丁成雄同学的高中班主任和数学老师。

  刚入学时学校条件非常简陋,我们班的教室就在校门口原来存放农具的平房里,宿舍则是将一个教室一分为二,每个安置18名同学。但教师们都非常敬业,倾囊相授;同学们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如饥似渴,晚上熄灯后在昏暗的路灯下和公共厕所里,尚有同学捧书苦读。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也比较努力,第一学期的四门主课初等代数、初等几何、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都考了90多分,前两门还分别为第2名和第1名。而英语,则是选修课,数理化3个班的选修同学一起听课,自己两次测验均不及格,于是便放弃了。

  虽然当年台州师专的硬件差一些,但软件还不错,尤其是图书馆的藏书很丰富。1970年9月,浙师院一分为三,其人员、设备、图书资料三分之一左右分到台州师范,光图书就有3.8万余册。这对于爱书成痴的我,犹如饿汉遇上美餐,每星期要跑几次图书馆,开始仅是借阅教材参考资料,后来则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历史地理、报纸刊物广为涉猎,从而为我的人生储备了珍贵的学养。

  1981年4月,我们班同学到温岭新河中学实习,我的第一节课是高一立体几何的“祖暅原理”,我将在图书馆学到的数学史运用到课堂上,花了10分钟左右讲了祖冲之和祖暅父子在数学和历法上的贡献以及祖暅定理的形成过程和作用,课堂教学效果非常好。带队的许敬令老师课后评价是:不是机械地讲述定理,而是创造性地采取讲述数学家的成就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介绍数学家发现定理的过程引导学生的探索能力,导入正题落实教学任务。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也激发了我进一步研究数学史的积极性,继而从政以后转化为地方史的研究和探索。

  1981年,我从台州师专毕业后回到母校章安中学任教。1978年1月章安重新设区,作为区完中而言,章安中学的教学质量在临海县处于副班长的位置,走在后面。由于台州师专数学科对我的较高评价,章安中学领导对我比较看重,任教两班数学、担任班主任,还让只有18岁的我兼任团委副书记兼少先队总辅导员、区数学教研大组组长。面对领导的看重、学生的渴望,我吃住在学校,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生的进步非常明显,在全县的统考、竞赛中都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学校领导和老师每次评先进都将我放在前面,1982年临海县评选“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章安区中学线只有一个名额,老师们一致推选了我,我也成为章安区重新设立以来第一个入党的中学教师。母校台州师专数学科还请我为八〇级和八一级民师班的学弟学妹们作了一场“爱在其中、乐在其中”的讲座。

  1984年1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为数学兴趣小组的同学讲课,区里的同志陪着两个干部到了学校,事后学校杨登广书记告知我,组织部的谢同志和宣传部的孙同志来校考察我(进机关后得知是谢欣棣和孙彪),我问,考察我干嘛?杨书记说机构改革的需要。机构改革关我这个教师什么事?我没有当一回事,一如既往地做好教书匠。3月2日上午,林定俊副校长接了一个电话,马上兴冲冲地跑到我在上课的教室,说:“如平,教育局通知,要你5号前到教育局报到工作。”我说我现在教毕业班,能否等学生毕业后再去。林校长说这是县委定了的,必须无条件服从。听到我马上要离开,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流泪,哭声一片,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这节课再也上不下去了。

  1984年,县级全面机构改革,要求领导干部按“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配备,此前教育局班子已确定了3名同志,他们都超过45岁,且一名是党外干部,而科级班子原则上平均年龄不得超过45岁,从结构性考虑,需再物色一名30岁左右大学毕业的党员教师,组织部考察了十余人,最后定下了我。不满21岁的我被任命为教育局党委委员兼人事保卫股股长,分管党务、干部人事、纪检保卫、落实政策等工作,从此我从教师岗位转到公务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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