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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礼:“秦龙图”的归隐之梦

作者:林大岳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9年11月08日

  正德十三年(1518),福建莆田人(今莆田市荔城区人)林俊(1452—1527,字待用,号见素、云庄)从四川巡抚任上辞官已经长达7年。一天,一个地方官来访,两人相谈甚欢,共鸣不断,许久方散。

  林俊是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历任云南按察副使,南京右佥都御史兼督操江,湖广、四川巡抚等职,他为人刚直敢谏,廉正忠诚,嫉恶如仇,爱才如渴。7年前,与总督洪钟意见不合,还得罪了一些太监,因而遭受诬告和排挤。他愤而辞官,毅然拒绝朝廷封赏,归隐林下,一晃就是7个春秋。后来重新启用,官至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

  当天的谈话,令林俊感慨万端,想当年,他一时义愤,激流勇退,告别奋斗多年的官场,其实是想待时而动。可当天,与他交谈的地方官却大谈道学易术,称自己已彻悟盛衰之道,参透去就之理,他的家族从未有过达官显贵,没想到他们这一辈兄弟7人,其中有3人高中进士,已经荣耀之极。现在应该退居林下,留福于子孙后辈,而与渔夫耕叟相往还,安享晚年清福。

  林俊对他的消极想法进行了劝阻,但对方大概已知年寿不永,想学北宋大臣钱若水,早避权位,以安余生。因此去意已决,如水赴壑,不可挽回。这种“缓流易退”的想法,令他非常惊讶,也很是感慨,于是欣然为他写了一篇《缓流易退序》。

  这位地方官就是福建按察司佥事秦礼。

  秦礼(1471—1522),字从节,号樗庵,临海人。弘治八年举人,十二年进士,历任常熟、铅山知县,改贵溪教谕,擢南京礼部主事,转刑部湖广司员外,升福建按察司佥事。

  他为人“性度淳厚,貌如其心”,为官“直道正性,执节不阿”。

  弘治十三至十五年,在常熟知县任上,他“政不立异”,按照前任知县杨子器的规划,豪情满怀,接续奋斗,不折腾、不懈怠、不动摇,不随意改变政策,使百姓得到生养,社会得以发展。

  他“守官清慎,用法近宽”,依法决事,平心对人,不以个人好恶断事,更不以贵贱待人,受到百姓尊敬。

  他素性恬淡,不喜迎谒,更不喜欢他人盛帐迎送,曾经感叹:“掠民以取媚,吾不忍为也!”

  他不畏权贵,严惩包庇罪犯的豪绅。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从而被人诬陷,从相对富庶的江苏常熟县改任到比较偏远的江西省铅山县。

  但群众的心里是雪亮的,秦礼将常熟县治理得和谐安定,井然有序,在内得民心,在外有声誉。在百姓心目中,秦知县是好官,他们同情秦知县的远谪之屈,却爱莫能助。但幸好历史是由他们书写的,他们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力量,将秦礼请入了名宦祠,让他与其他历朝16位名宦一起受人千古传颂。

  上任铅山知县后,秦礼并未沉沦,而是“益自振饬”,发奋自强,担当有为,在县东西两门各建“政通坊”和“人和坊”一座,宣告他以“和平为治”的工作理念和民本思想。

  秦礼重视教育,正德六年(1511年),在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时任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的倡议下,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秦礼负责修复鹅湖书院。鹅湖书院位于上饶铅山县鹅湖镇鹅湖山麓,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是著名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等人的鹅湖之会,成为中国儒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盛事。人们为了纪念“鹅湖之会”,在书院后建了“四贤祠”。

  但到弘治年间,书院没落,并被迁往地势险峻、人迹罕至的鹅湖峰顶山上。秦礼见屋舍破败,文教不兴,十分着急。在李梦阳的支持下,他筹措资金,组织劳力,畚去毁砾,剪除宿秽,在书院故址上重建正堂五楹、外门三楹,并于泮池前立石坊一座,使书院焕然一新,被百姓称为知当务之急的君子。这些遗存至今都留传了下来。

  秦礼还改建了铅山县儒学的大成殿,礼祀朱熹等人,使儒学复兴成为希望,文教发展有了基石。

  除了能成事,秦礼还是个善成事的能吏,这些修建工程,都是在兴军讨伐盗匪之余完成的,并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因此“惠爱在民”,颇得声誉。

  秦知县身居庙堂,心忧生民,常熟和铅山两县百姓也将秦家视为当地人,所以两县县志都争着说是其子秦鸣雷的出生地,且以此为荣。

  两任知县期间,秦礼两遇父母之丧,回家丁艰。重出官场后,又恰遇宦官刘瑾当权,郁抑不得志,还被贬为江西贵溪县敎谕一职。刘瑾被推翻后,从铅山县走出来的内阁首辅费宏率乡里士大夫向吏部请愿,才将秦礼拉回了铅山再任知县,后来到礼部、刑部工作。正德十三年(1518)二月,升任福建按察司签事。在任期间,“剔奸除蠹”,有铁面无私包青天的作风,因此时人以“包龙图”比拟,称其为“秦龙图”。

  在宦海打拼二十年,正值宦官当道,时政日坏,许多官员都有藏剑于匣、待时而飞的想法。时人还流行“人幼而学,壮而行,老而休,古今之通义,君子之全节也”的想法,因此,秦礼与其兄秦文都有思归之意,秦文更是早3年就已辞官归里。

  嘉靖元年(1522),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由于急于叶落归根,还没得到批准,就决然仓促上路。可还没入浙江境内,便卒于福建崇安县,年仅53岁。

  这路上的意外大概是他没有想到的,因为最快的回家线路不应该绕道到武夷府的崇安县。我们只能猜想他还有到武夷山一游的夙愿,以此与官场作一次特殊的告别,也有可能是与官场藕断丝连,以退为进,企望朝廷挽留,重新委以重任。

  因此,当我们再回看林俊《缓流易退序》中所述秦礼的“缓流易退”论,表面是一位识时务、知进退的俊杰,底下藏着士大夫的无奈与纠结。所以林尚书才会为此心激神荡,挥翰洒下悲凉与坦荡牵丝扳藤的一笔,任读者品评想像。

  秦礼去世之年,秦鸣夏才15岁,秦鸣雷才5岁,他没能看到子嗣们“长风上征”的壮举,但已经料到天不假年,作好为后辈留福的准备。自己虽然未能在有生之年身居高位,但死后也因秦鸣雷而被朝廷封赠为礼部左侍郎,足可含笑九泉。

  秦礼德以修身,每有善政,著有《蓄德集》一书。死后,入祀临海乡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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