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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天坛

作者:何取月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9年11月08日

  之所以想再一次去天坛瞧瞧,是因为想证实内心深处的那一缕记忆。

  从城隍庙拾级而上,穿过参天古柏,越过千年古樟,便步入长城,往左旋而不久,天坛跃进眼帘。

  与北京的天坛相比,只是在规模上少了点而已,圆形的建筑象征着“天圆”,由3层石台围成,每层各有9级台阶,围栏的栏板数都是9的倍数,顶层正中间的圆形汉白玉应该是“太阳”,围绕着“太阳”四周的扇形石条,第一圈是9块,外一圈18块,再外一圈27块,共9圈,最外圈是81块,符合我国“九九归一”的思想理念。

  在我国,九是一个极数,意思是龙,代表着天。皇帝就有“九五至尊”的称谓。而天坛,绝不是民间的祭祀,它的存在,与皇帝有关。也就是说,有天坛,必定是帝王呆过的地方。

  如果说以前与天坛的相遇是一个邂逅,那么,这次就是专程的拜访。不知多少次,我来回于长城之中,都会与天坛不期而遇,但一直没有过多的感叹。而今天,望着眼前这位既年轻又苍老的天坛,心中浮想翩翩。说它年轻吧,这的确是近年新建的;说它苍老吧,他的年龄有600多岁了。或许,在一个极权国度里,是不容许一个国家有第二座天坛出现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天坛曾一度被谐音为“天臺”。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能改变这座建筑的外表,却改变不了它的本真,正如边上的长城,蜿蜒在临海山水之间的同时,向人们诉说着历史,如同一道时间隧道,为我们打开了时间之门。

  时间穿越到600年前的元末,随着民族矛盾加深,在台州,一个叫方国珍的盐民因为仇家告发他通寇,一怒之下他杀死仇人,与兄弟逃亡海上,聚集数千人,揭竿起义。随着势力的逐渐壮大,随着朝廷的多次征剿,他多次击败元军,却又多次降元;他多次与朱元璋为敌,最后却向大明乞降而终老南京。

  对于方国珍,我似乎没有好感,可能是缘于我们村的那段已经早被遗忘的历史。

  前几年,我在编著《善家洋村志》时,搜索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该村修于清嘉庆元年(1796)的《临海池氏宗谱》,其中就有一段关于方国珍的事。据该书载,善家洋池氏始居黄岩,元至正十二年(1352),方谷(国)珍与泰不华激战于黄岩滴水湾(史载为黄岩澄江王林洋),泰部全军覆没,时池氏先人有参军于政府军,全亡于役。而池氏先人的聚居地就在附近,被全村屠杀,谱上有名可查的就有8人,其中端立公条下载“民被戮,公与子及孙男女皆为所害。”端方公条下载“(公)见伯与兄多被戮,乃与子本敬等往死所号哭收尸,亦为乱兵所害。”从中可以看出,池氏在方国珍之乱中,几近灭族之灾。正如其后光绪二年重修池氏宗谱的《谱序》记载:“时又遭方谷珍军,民涂戮,此际不几,几于弦断莫续乎?”

  由此可见,方国珍起事,首当其害的不是元政府,而是老百姓。老百姓是无辜的,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就像这些池氏先祖,而史上这些早已被历史淹没的无名氏,何止十亿计?

  我不知道作为起义首领的方国珍有没有想法,他是盐民出身,应该懂得老百姓的疾苦。对于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我想他不应该无动于衷。如果他没有想法,他就与历史上建立在老百姓人头上的历代开国帝王无异。那么,有没有史料证明方国珍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历史是无情的,它记住的仅仅是帝王将相和几个功高业大的,这其中,方国珍只能算是抓住了历史的末梢——《明史》对方国珍之事有专门记载,尽管很少,但加上当地流传的故事,也算是“流芳百世”了。

  至正十五年(1355),方国珍占据台州、温州和庆元三府,实力已很强大,其时朱元璋、张士诚、徐寿辉皆已称王称帝。正在群雄纷争之际,谋士张子善建议出兵北上,进取中原。《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载:“国珍既授官,据有庆元、温、台之地,益强不可制……有张子善者,好纵横术,说国珍以师溯江窥江东,北略青、徐、辽海。”

  另一谋士刘仁本却以为应当保境安民,招贤纳士,兴儒学,修水利,严刑法,以使境内百万生灵能安居乐业。

  我想,这期间,方国珍的内心应该是矛盾的,他的手下,也应该分成两种力量——挺张派和挺刘派。这是关系到改变历史的问题,成则王败则寇,台州的历史何去何从,就在方国珍此时的一念间。

  不能不说,方国珍是经历了良久的思考。最终,他做出了选择:“国珍(答张子善)曰:‘吾始志不及此。’谢之去。”

  拒绝了张子善,方国珍接受了刘仁本“守望东南,保境安民”的主张。台州学者戚学标写道:“今庆元、温、台数百万生灵,不致于尽困于方氏水火者,亦仁本之潜消而默化之。”与其说是赞扬刘仁本,不如说是赞誉方国珍。试想,方不采纳刘之意见,刘能奈何?不逞一时之雄,才是一个热血男儿的真本色。

  这一观点,与方国珍的滴水湾一战大相径庭。或许,方国珍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认识到了自己一味作战的后果。只有安民,才能取得老百姓的拥护;只有保国,才能取得生产力的发展。其后近十几年,方国珍在政治上总是摇摆不定,时而降元抗元,时而降明抗明。但是,真正了解历史的人可能都清楚,这种政治观点,降低的是人品,得到的却是一方的安宁。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方国珍接受张子善建议的后果,无非是两点:一是在与朝廷或地方势力的争霸中身败名裂。这是最可能的一种,试想,仅三府之地,以何资本与人争霸?可以说是螂臂挡车。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方国珍以其雄才大略统一了全国。

  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倒霉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与任何一方势力没有关系的老百姓,就如滴水湾的这些无辜百姓。试想,如果是政府赢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我想得打个问号。因此,窃以为,方国珍的选择是正确的,至少,台州的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位“吾始志不及此”的无志枭雄。

  有了地盘,有了军队,有了民,就可以称霸一方,就可以称王称帝,这是历代起义者的写真。方国珍有没有称王称帝,《明史》没有记载。临海的地方研究者也做出了多方的考证,最后认定方国珍曾称王,曾建国号为“宋”,并建宫殿于城隍庙——也就是我刚才上来的地方,而且为了模仿历代帝王祭天的习俗,建天坛于长城之上——就是眼前的这座天坛。

  至于方国珍的是非功过,近人时有评论,有人说他是海寇,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小人,有人说他是明主,有人骂他反复无常,有人赞他保境安民。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钱茂伟对各种史料进行梳理、互证,认为:方国珍是有意识、有限度地反抗元朝廷,始终没有与之割裂的决心。每次反元,都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不管招降与否,他始终保有自己的军队。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方建新认为:方国珍是反元豪杰,极大地鼓动了元末农民起义。他反元、降元,主要是为保存自己的斗争策略。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龚剑锋评价:“方国珍是保境安民的乱世英豪。”

  评论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他占有多少地盘,也不是看他创造了什么历史奇迹,而是看他在管理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不管怎么说,方国珍在统治庆元、台州、温州期间,重视地方经济发展,兴办学堂,修筑塘堤,建造桥梁。在元末群雄纷争的年代,方国珍的割据区内没有战乱,百姓生活相对安定的。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起的年代,要想出淤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你不想染指人家,但人家就不会想起你手上的这块肥肉?然而,方国珍做到了。我想,一方面,这跟方国珍的政治立场分不开,他降元反元,何尝不是为了自保?而“自保”的本钱,除了军队,应该说,跟临海的这座古城分不开。

  江南古城,有着千年的历史,它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历史上几次全国性的拆城运动,只有它笑傲江湖。方国珍建立“宋”,是否得益于这座城,这不是我研究的范畴。但我想,方国珍之所以选中这座小城作为他的根据地,建立了“皇宫”,肯定有他的道理,他看中的是这座城的雄伟,看中的是这座城的价值所在。

  这座仅仅长约6公里的古城,与方国珍一样,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遐思。只要有它,历史上临海的老百姓才能心安。而这座天坛的存在,应该是临海历史上一段时间内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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