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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耆卿:一代学宗,千秋史笔(下)

作者: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20年09月11日

  三

  陈耆卿中进士后,曾经踌躇满志,他很快写好一封感谢考试官的信,向前辈鸿儒们表示要“磨砻晚节,抆拭古心”,磨练晚年激昂的节操,擦亮古人励志的精神,用一生荣耀付与百年正学,一副要将为官和学术奋斗到底的决心。

  因此,他并没有春风得意之骄,而是依然保持低调,认为“科第利禄”都是小事,“德成行尊”才是根本。甚至以为斗米折腰为羞,一再有“无求于俗”“永栖幽谷”的想法。其原因是“末第强颜”(《通廖提干启》),感觉离理想还有太大差距,而自己偏偏又未老先衰,可怜白发生。于是他不断向当时著名的学者官员上书求教,有“遍干诸侯”的味道。如给文坛前辈楼钥写信,表示愿作他的私淑弟子;向永嘉学派巨擘陈傅良的弟子、兵部尚书蔡幼学请益,渴望学术上更进一步;向永嘉学者、工部尚书戴溪,理学家、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真德秀等人写贺信,希望得到垂青、照顾。用自己的话来说,他差不多也成为了“奔趋之数”,为了奔前程,不得不放弃文人自认宝贵的某些东西。

  中举三年后,也就是嘉定十一年(1218)他才担任了青田县主簿一职。这让他感觉“卑官失志”,再加上案牍劳形之苦,又使他有“身囚朱墨”之叹,尤其是当伯父来青田请他帮忙筹措亡妻铭文之资时,更让他产生了归老巾山之麓的强烈愿望。

  但陈耆卿毕竟是著名学者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高徒。永嘉学派的治学宗旨在于事功、致用,叶适“必弥纶以通世变”的“经世致用”思想,在陈耆卿的从政经历中体现得非常充分。

  陈耆卿曾说:“余观治世人材,其显融有四:曰操行,曰器识,曰政业,曰文华,此四者功名之券,富贵之的也。”他也正是向这四方面努力的。

  对于“操行”,作为醇儒的陈耆卿是非常注重砥操厉行的。他歌咏伯夷和叔齐等历史人物时,张扬为人的正气,说:“天地有正气,日月无斜晖”;在赞美王知县时,歌颂其“不把升沉挂舌端,排空剑气逼人寒”的正直与孤高;闲居自吟时,他说“百年等一死,自立须嵯峨”,非常注重品性和气质的修养;在以文明志时,他说“宁去富贵,富贵无闻者多矣。而至于哲人,虽饿且死,名犹日月也”。他曾经说:“宁为故柏,毋为新蕖。”唯愿以质地坚韧取胜,绝不以颜色艳丽媚好,更要有经得起世情变幻的智慧达观。他喜欢唐代著名廉吏古之奇的“八如”箴言:“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坚,如松之贞,如剑之利,如镜之明,如绳之直,如秤之平。”以此为铭,立志做好官。

  关于“器识”,他强调“士大夫淬礼义而厉名节”,要“澄其心君,静其志帅”,善养浩然之气。他说“松以养吾心,竹以养吾节,花以养吾性情,山水以养吾仁知”,只有澄澈了灵魂,才能当得圣人,才可做得好官。高中进士后,在祭祖墓时说:“夫科名禄仕,非以贲其先也;仁义道德,所以焘其后也。”强调功名并不足以光耀门楣,只有“仁义道德”才能够真正庇荫后人。他“浸灌乎仁义之渊,菑畬于忠信之田”,主张为官要“用心主于仁,而行事合于义”,只要有利于济民惠民的事便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还认为当官就应该为民作主,否则就是尸位素餐。他说“身可老,志不可屈”,对临海县丞王抑之不想强征民赋而毅然辞官很是赞同,在送别王县丞时说:“仕以行道,卷道而安于家,虽啜菽饮水,乐也;枉道而不安于官,虽日用三牲,不乐也。”

  陈耆卿作文重在载道,为官心系民谟。在“政业”方面,他非常注重事功,他曾说“我无一语活四海,对之泣下徒沾裾。”他非常赞赏处州知州应元衮“俭于己,不俭于民”“急于民,不急于己”的为官精神。在地位卑微的主簿任上,陈耆卿绝不甘于寂寞,更不允许平庸。其间,他上疏言事,论“和籴”“名虽和而实则强之,病在胥吏之奸”;批评滥发纸币实为克扣百姓利益,杀鸡取卵;针对赋税不均而导致弊病愈演愈烈,他上疏提议实行推排法,加强土地管理,实现赋税均一,增加财政收入;建议皇帝善于倾听各方建议,任用有才、有德之人;建议兴修水利,保护百姓的收成;建议健全法制,打击那些纠缠不清、爱好打官司的健讼之徒……这些想法多切中时弊,大多被收入明人编著的《历代名臣奏议》一书。这也是他在“文华”方面着力事功的显著特点。

  青田主簿任满后,陈耆卿历任庆元府学教授、舒州府学教授、平江府学教授、沂王府记室等职,宝庆二年(1226),入京应馆试,授秘书省正字,转校书郎。绍定元年(1228),授秘书郎。三年,授著作郎。端平元年(1234),兼国史馆编修,除将作少监,终国子司业。

  在20年的仕途中,陈耆卿为官刚直耿介,不交结权贵,不随声附和,敢于犯颜触讳,因而受权臣排挤。当时,史弥远把持朝政,不少文士屈意逢迎以博取名利,而陈耆卿却很“不识时务”,竟屡次三番推却了史弥远的拉拢。他拒绝为史弥远的祠写记文,也不给他写制文,反而上疏批评朝廷失人心,甚至还在文章中借机对其口诛笔伐。如在《刘向论》中说:“譬如家有幼主,而强奴悍婢操窃其权。”实指史弥远胆大妄为,竟然废太子赵竑而立赵昀(宋理宗)为帝,从此把持朝政长达26年。在《刘歆论》中又说:“大凡乱臣贼子之作于世,非重有所倚毗,则事不成。”又指史弥远网罗、纵容手下7名奸臣: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李知孝、梁成大﹑莫泽。他们依附史弥远,排斥异己,不遗余力,残害魏了翁﹑洪咨夔等忠良,被人们称为“四木三凶”。这都是借历史而讽刺时弊,直中史弥远的要害。

  陈耆卿有文人的铮铮铁骨,正如他在《筼窗自赞》中所说的那样:“以为似我我不欣,以为非我我不嗔,以为穷我我不屈,以为达我我不伸。我须我眉,我冠我巾,惟寄于天地之内,而游于天地之外,是之谓神。”史弥远对此无计可施,他曾跟人说:“陈耆卿是一个很好的台谏官,只是太正直了!”当然,史弥远怎么会轻易放过陈耆卿。此后,陈耆卿一直被压制八九年而没有提拔,直到史弥远倒台才回归正途。

  陈耆卿一生没有担任过要职,但却凭借其出色的才学和品行,得到朝廷认可,在沂王府记室,每逢王朝重大事件,他都扛起了起草重要文件的大任。因此功劳,他被封为食邑三百户的开国男的爵位。淳祐五年(1246)三月,台州州学祠祀6位台州贤士,陈耆卿也与鹿何、石墪、商飞卿、郭磊卿、杜范等名公巨卿并列。

  四

  台州最早的编志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当时诞生了《临海水土异物志》,南朝刘宋时又有《临海记》,二者都是价值很高的方志。到了宋代,全国迎来了编志高潮,此时台州涌现了一代名志《嘉定赤城志》。

  《嘉定赤城志》的编纂过程一波三折。先后有尤袤、唐仲友、李兼等几位台州知州有意于修志,但都因任期太短而没有如愿。直到嘉定三年(1210)黄?到任,修志才真正开始实施。在台州早已小有文名的陈耆卿和陈维共当大任,一年多后文稿初就,但又因黄?调任而被搁浅。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春夏之交才重新组建编辑团队,由陈耆卿为统纂,历时半年完成。

  《嘉定赤城志》是台州最早的总志。其意义首先是其开创之功。全志分地理、公廨、秩官、版籍、财赋、吏役、军防、山水、寺观、祠庙、人物、风土、冢墓、纪遗、辨误15门,计40卷,后3门“冢墓”“纪遗”“辨误”是独创之举。该志“体例完备、气局宏大,思虑精深、史实辨核”,是现存台州诸多方志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名志,也是古代台州的百科全书。之所以如此安排,很多方面都出于事功目的。如《山水门八水利》特意将台州各地水利内容汇集一起,陈耆卿的目的是寄希望于为现任台州官员提供参考,期望他们加大兴修水利的力度。所以明代台州知府陈相说该书“事实详明,颠末备具,千百年之文献,一览可知”。清代学者宋世荦《重刻〈嘉定赤城志〉序》云:“积十数年参考之功,纫千百载阙遗之迹。”它填补了历史空白,树立了后世编志的典范。

  其次,是考据科学。陈耆卿的考据思想是:“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这种以访问故老、踏寻碑刻、查阅典籍为顺序的史料考辨和严谨的治史精神非常可贵,被后世许多史志模仿。时人王象祖在为林表民所编纂的《赤城续志》作序时就有这样的评语:“《赤城志》作于太史陈公耆卿,凡例严辨,去取精确,诸小序凛凛乎马班书志之遗笔,莫可尚矣。”陈耆卿用班马文章,述千年真史,尤其是志中对几位倡导修志的知州也只是点到即止,毫无谄词令色,真正做到秉笔直书,令人钦佩。

  再次,修志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我国自古以来“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史志承载着“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陈耆卿在我国史志撰写初期就提出了“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识典章,非直为纪事设也”的思想,已经非常先进了。如在杜垂象传中,他说“故特揭于人物之首,以劝孝云”。又如在节妇一节中,说:“名节,士大夫之所难也,而妇人女子辄易之,盖善出于性,非必学问之所及也。”认为品性节义与学问高低无关,甚至男女无别,将品德的提倡深入普罗大众,实为卓见。明人唐胄在修《正德琼台志》时还袭用了他的这一主张。在“风俗门”中则多记录太守、知县等官员的劝诫诗文,“以其言皆切于厉俗,而多拳拳责己爱民之意”。再如引用天台县令郑至道的《谕俗》:“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这些做法和思想都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后,《赤城志》的最大特征是文学性特别强。经古文学家陈耆卿的统筹润色,该志章法严谨精当,文笔凝炼优美,简而有法,被称为名志。如“山水门”写台州的山川:“自昔称山明水秀,二者不可得兼也,而兼之者胜焉。山犹精神,水犹血脉,无精神则铄,无血脉则枯。三江五湖,未易道也。然随其境之所遇,距海止百里,群川众流,演迤环会,或奔焉如驶,或汩焉如注,或坎焉如窦,或停焉如潴,以之分溢酾枯,钟美流恶,无所不可,故吾州号‘山水窟’。”文中对台州江河的形象描绘,将台州山水的气势和气质写得活色生香,激荡人心。全志每门的开头都有这样的小序,语言生动,特点突出,将地方人文等特征展露无遗。尤为可贵的是,陈耆卿摆脱了文人修志容易多虚构而少征实的弊端,为后人修志树立了良好典范。

  因此,当时台州知州齐硕称赞该志:“岂特可以补职方氏之阙,虽山川人物,亦将由是而发扬呈露于天壤间,其为益于台也,深矣。”清代学者宋世荦称该志“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称杰构焉”。另一个大学者王棻在《光绪太平续志序》中说,台州府县志有数十部之多,最好的当属《嘉定赤城志》,该志“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繁而不芜,简而不陋,洵杰作已”。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台州真正有方志,“自宋陈筼窗耆卿《赤城志》始”。

  此志是我国著名方志之一,是后世台州方志乃至中国方志修撰的楷模。《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该志:“耆卿受学于叶适,文章法度,具有师承,故叙述咸中体裁。”《辞海》称:“记载赡博,是地方志中的善本。”方志学家、著名历史学家陈光贻说,林表民纂《续赤城志》二十二卷,胡融纂《赤城风土志》,陈公辅纂《台州风俗记》,都不如此书纯洁赅实。明代谢铎纂《赤城新志》,想要突破陈耆卿的体例,但还是望尘莫及。

  陈耆卿经世致用的修志思想,成为了其他方志学习的榜样,《乾隆旌德县志》《乾隆绩溪县志》《道光承德府志》《咸丰兴义府志》《民国清远县志》等志书在修撰时,编撰者都认真参考学习过《赤城志》的体例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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