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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亲历记(上)

作者:周临冰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20年09月25日

  引子

  周临冰,曾用名周杏荪,女, 1921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原临海县)城关龙须巷周家里,早在青年时代,受其兄周振(1938年中共临海县委书记)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8年赴晥南参加新四军,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1月在皖南参加新四军教导队,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军部从事机要和译电工作。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她直接受到叶挺、项英等首长的培养和教育,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她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九死一生,在深山野岭中隐蔽了七天七夜,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经组织营救脱险,成为新四军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幸存者之一。皖南事变以后,周临冰同志转到地方工作,曾在盐城一区、浙西区、山东烟台市、河南宝丰县工作,历任机要译电员、市妇联主任、县妇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历任湖南长沙市西区区委书记,中央财政部党办组织组组长,北京珐琅厂党委副书记,国家工商总局主持中国广告联合公司工作(副局级),直至1982年离休。

  离休后,周临冰同志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社会调查,撰写革命回忆录,深入学校宣讲自己的革命经历,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和一些老战友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了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为了教育后人,真实还原历史,她在病重前一个月还与老同志共同筹划组织拍摄一部全面反映新四军的电视剧。病重前半个月,她还坚持到安徽泾县参加项英同志铜像揭幕仪式,表现了一个老同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2001年10月11日,周临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0岁。其生前写的《皖南事变亲历记》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年皖南事变时惊心动魄的历程,实录了当年皖南人民对新四军战士深厚的感情,表达了对深明大义敢于舍命救人的爱国之士和帮助其脱险的战友、群众的深切感恩,读后有如临其境之感。此文是我们在研究周氏文化时,由周临冰的老家临海的侄女提供,为此我们特荐此文,以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周凌华、周炳炬推荐)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是皖南事变的亲历者。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真是百感交集,万分沉痛,这个血的教训是永远永远不能忘记的。

  1941年1月4日晚上,我们惜别了在一起战斗生活了近三年的乡亲,举着火把,沿着崎岖的山路,踏上了新的征途。最后撤离的一批队伍共9000人,编为三个纵队,军直属机关是单独编队的,我们机要科工作人员有10多人,其中4个女同志。出发不久,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将密码分散埋在就近稻田里,开始使用脑子里记住的密码。因连日下雨,行军速度缓慢,几天后我们身上背的粮袋空了。一天。首长叫把一匹腿受伤的马杀了给大家充饥,刚要开饭,顽军的枪响了,炊事班的同志只好挑起煮熟的马肉就走。枪声稍停便把马肉一块一块地装到战士们的碗里,我们边吃边爬山,顽军从山下追逼上来,当我们爬到山顶时天已黑了。当顽军追到山顶,我们早转移到第二座山。由于多天来没有休息过,我已疲惫不堪,行动困难,一位战士看见我掉队了,便不顾自己劳累,用力把我拉到山顶,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是被顽军乱枪打死,也会被俘虏。可惜我还没有问他的姓名,也来不及向他致谢,他就匆忙地回到战斗队伍去了。

  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情况越来越危急。包围反包围,冲散了再集合,集合起来又被冲散。为了突出重围,我们不得不从山顶上冲下来。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密密的枪声。在或明或暗的月光下,我看到每个人的手脸都划破了,衣服裤子都撕成了片,每人屁股后像是打着小旗子。后来听老乡说,山顶上从未有人上去过。翻越东流山到达石井坑,又遭到顽军108师的伏击,双方混战了一夜,我军经七天七夜的苦战,被迫退守石井坑集中。

  记得在高坦时,叶挺军长曾向教导队和军直属队人员讲话: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从我起直到每个战士,就是剩下一个人、一支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说完亲自指挥作战,军长拿着他三用文明棍,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有时流弹从头顶上穿过,他也若无其事,他的沉着镇定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军长还命令把迫击炮架起来,说:“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甩掉。”我们只有两门炮,当然不可能把敌人打垮,但要让敌人听到我们有炮,要给我们部队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到达石井坑整顿队伍时,顽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叶军长原想把整个部队带出去的打算看来是难以实现了。这时,正好中央来电说:如有可能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叶军长立即在山上召开紧急会议,下令组织突围。当天傍晚,领导机要科的童秘书给我们分发银元,发给我十元,并交代清楚,这笔款不到万不得己不得随便动用,没有用完的交公。李一氓秘书长嘱咐我们说:“万一部队再集合不起来,就分散突围,目的地盐城汇合;突围不出去就暂时隐蔽在山洞里,待情况好转时,设法到目的地。不要怕饥饿,饿是饿不死的,如果迷失方向,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土地庙,它坐北朝南。”项英副军长流着眼泪说:“早知今日,不如让你们提前从后方这条线转移,现在你们要吃苦头了。”领导这样关心每个同志,使我心里非常难受,只恨自己年轻不懂事,在这紧急时刻不能为领导分忧,还让领导为我们的安危担心。因此,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冲出去,一定要到达目的地,不辜负领导对我们的希望。

  到了晚上,童秘书通知我,机要员要分散到首长身边,担任随身译电员,并分配我跟叶军长行动(主要是考虑冲出包围后好及时和中央取得联系)。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跟着叶挺军长。

  当晚到了西坑,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准备冲出包围,但四处枪声不断,无法冲出。叶军长沉思了一会,命令把部队撤回来,停止开枪,让敌人自己相互拼杀。我们抓紧这一时间休息片刻,在老乡家里烧了一只鸡,大家分着吃。第二天,叶军长率领教导队部分工作人员突围。到大康王时被敌108师挡住去路。军长临时组织手枪队猛烈冲杀,但未能冲出。我军伤亡惨重。军长为了挽救危局,保全部队,答应与108师谈判。我们集合在阵地上等待军长谈判归来。等着等着,忽然从山上飞来流弹,大家即躺倒在地上。昏迷一会,我醒过来爬起来一看,遍地是战友的尸体。我站在那里发呆,抬头看对面山上有几位同志着急地向我招手。我拔起沉重的双腿,踏着战友的血迹向前走,才看清是军参谋处处长陈铁军、作战参谋贾坡、政治部民运部长夏征农和新调来总参的张元寿和他的通讯员,我立即奔向他们。从此,我们六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小分队,一起行动。

  我们开始是每走一段路都用柴禾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足迹。后来找到一个地形较好的山洞,我们就隐藏在里面。大家轮流在洞口放哨,察看敌情。开头几天,只听顽军在山脚下高声叫喊:“你们的军长被俘啦!赶快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快下山来给你们发食品,给你们饭吃。”诱骗不成,他们又对山上乱开枪,乱扔手榴弹,进山搜索。我们藏在山洞里不能发出一点响声,就连咳嗽都要先做手势,再用毛毯捂住脑袋,同时也随时准备与敌人拼搏。过了几天,敌人开始陆续向西北方向转移。等到了第5天,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敌人全部开走了。张元寿同志先出山探路,只剩下我们4人。大家一致表示:“我们4人一定要行动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第6天,我们开始在洞外找些野生食物。有一次,陈铁军同志(他是经过三年游击战考验,是教导队军事教员)好不容易找回一些野菜,还有一颗红色带刺的野果,我们把它分成4份,分而食之,吃完肚子还是饿得难受,每人又将空米袋翻过来,把沾在口袋上的米粒弄下来,数了数,平均每人分到7粒米充饥。第7天我们口渴得要命,我和贾坡同志下山去找水。山路都是石子,脚踩着石子往下滑的声音太大,只好匍匐前进,忽然发现一片稻田里有水。我们赶紧趴在田边上贪婪地喝了一口泥浆水,真是舒服极了。喝过后,用皮包盛了一包水带上山。艰难地爬回山洞一看,老夏和老陈不见了,我很纳闷,还是贾坡有经验,说:“等一会儿他们会出来的。”原来他们怕发生意外,转移到别处隐藏了,待他们出来时,我们带回的水也漏得差不多了,他们俩只好用舌头舔了舔留在皮包上的水迹。

  为了早日突围,当晚我们走出了山洞,沿着敌人走的方向往前走。远远看见有灯火,就向着灯火的方向前进。只见一个老乡正在家中煮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杂烩(锅巴、肉皮、鸡皮混在一起)。老乡看到我们是新四军,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向我们诉苦:“你们看看,这些都是大兵(指国民党兵)糟蹋的,他们一到村里,鸡鸭猪羊粮食一抢光,吃饱了还扔下一地的东西,我们只好拾回来煮煮吃。”老夏从身上拿出10银元和老乡商量,分一点饭吃,开始老乡不肯收银元,我们一再坚持他才收下。我们看到这一大锅饭,心想全都能吃下去,眼大肚子小,谁知一碗还没吃完,眼睛都睁不开了,两腿也发软,唯一需要是睡觉。老乡一看急忙打扫干净一张床,让我们挤在一起睡。睡前我们交给老乡一块表,请他过一个小时叫醒我们。睡了一会儿我便醒了,睁开眼一看,微弱的灯光下,老乡靠着盛稻子的空箩筐,遮住光线,脸上带着微笑正在数银元。到了钟点,他把我们都叫醒,把表和银元如数交给老夏,不管我们怎么说要他留下银元,他死活不肯收,并诚恳地说:“你们都是好人,新四军是人民子弟兵,是咱穷人自己的队伍,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你们拿着有用,你们活着出去,我们子孙后代才有出头之日,再说,这东西放在我这里早晚要被国民党兵搜走。”说着他打开后门,指点我们上路。老乡那份真诚朴实的感情,一直牢记在我心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皖南人民对我军的一片深情厚意。

  我们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往前走,到了大康王口,忽然发现山上下来一个人,他就是在当地铜陵区委工作的陈爱曦同志。有了一位熟悉地形的同志帮助我们领路,增加我们能突围出去的信心。有一天下着雪,我们坐在坟地里靠几口棺材掩护,派老陈出去探听路线,一直到晚上才找到老百姓的住宅。老乡被顽军吓怕了,夜里敲门都不理睬。

  我们搭人梯翻进院墙向老乡说明了情况,老奶奶告诉我们,国民党军搜查得很紧,老百姓都进山去躲避,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国民党军抓走了,她连续不断地说你们是好人,并做了一顿饭给我们吃,又在小桶里找出一点米给我们。我们离开大康王向茂林方向走,途中遇到顽军又隐蔽了几天,后到茂林附近一幢破房子楼上暂时安顿下来,每天由老陈去打听顽军动向,好决定行动。大家经过研究,认为只有扮成客商出去比较妥当,但当时社会上没有女客商,大家想让我装成夏老的女儿,但夏老是江西口音,我是浙江人,经不起敌人盘问,大家冥思苦想,也找不出让我同大家一起走的办法。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通过夏老统战关系介绍我到茂林中华圣公会会长陆绍泉家,去茂林路上由老陈与当地群众联系,负责护送。临别时夏老依依不舍地端详了我一会儿对我说:“万一遇到敌人,你说你16岁,16岁够不上刑事法律,你懂吗?到了陆会长家,你说我是你叔叔,他会帮助你的,他家的女婿吴寿祺都是进步老师,也可以请他帮助你脱险。”最后他又说:“我们不管是谁先到达,都要把我们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

  当天晚上我们就分手了,由老乡把我送到山沟里,第二天派贾坡同志来看我,问我一人怕不怕,当时我坚定地回答:不怕,你们放心走吧!其实我独自在这条长长的山沟里藏着,只见两边山崖陡峭,荆棘丛生,黑夜笼罩了整个森林,我紧张得一夜没敢合眼,思考着,如果万一遇到意外,我要做一名有志气的女战士。果然,天刚亮沟口突然响起了枪声。我准备好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故,同时把身子尽量隐蔽好,这一天总算平安度过了。天黑了,看到有一个砍柴模样的老乡(给我送饭来的乡亲)从我头顶上走过来,慢慢解开身上的围裙,将炒米球(安徽过年的特产)扔下来,我就靠着这些米球充饥。过了几天的一个夜晚,老乡提着灯笼在沟口轻轻地喊:“不要害怕,我们接你来了。”一见面老乡便说:“这里不安全,我们想把你转移到去茂林更靠近一点的地方。”随后便将我送到离唐村不远的马路口上老乡家,为了防备万一,要我装哑巴。隔了一天,敌人又打了回来,老乡四处逃跑,我怕连累老乡家,便独自带着要饭瓢、打狗棍,向茂林走。幸好路上遇到一批民工,便向他们打听去茂林路怎么走。其中有一个民工(后来知道他姓杜)自我介绍:我们都是送新四军政治部同志刚回来。沉思了一会又对我说:“你一个人去茂林有困难,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边走边说,话很投机,我认他为干爹,求他送我到茂林陆会长家。他怕我信不过他,一再对我说: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住过,他和他们很熟悉,他家离茂林很近,劝我先住到他家,而后再送我到茂林。他说:“你到我家后有人问你,就说是中学的学生,因为打仗,想回家过年。”一到他家,一家人都把我当作自家人看待。没住几天,村里的人也都知道我的底细,经常给我送新四军的消息,他们说新四军要回来的。除夕前大爷便替我打听好陆会长的住址(后来我知道杜大爷本人也是圣火会的会员),是以办年货进城和陆会长取得联系的。正月初五杜大爷给我借了一件新娘子衣服回“娘家”。大爷嘱咐我:“茂林镇九步一个岗,如碰到站岗的,千万不要答腔,一切由我来对付。”我们通过一个一个岗哨,顺利到达陆会长家。为了感谢护送我的杜大爷,我将我参军时唯一留作纪念的毛衣送给他。可是过了几天,大爷又把毛衣送回来了,并亲切地对我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我们盼望你们早点回来。”我非常感激并永远铭记住了老乡们对新四军的这份深情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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