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原名周震东(谐音周振东，谱名周仲东)，曾用名周征之、周洁平、刘鉴平。1917年3月17日出生于浙江临海龙须巷，系临海长沙周氏后裔。从小随父母旅居宁、沪、杭等地，依靠父亲会计师职业和母亲教书收入谋生。

　　青少年时代，周振经常出入上海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受鲁迅杂文和《新生》《大众哲学》等进步刊物影响，在沪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在上海光实中学被进步学生推选为首进行罢课斗争，因抵制学校当局反动行径遭校方开除。1936年在上海正风中学结识同室任士舜同学(地下党中学联核心人物，被国民党通辑从广州来上海)，从他那里第一次看到党内油印刊物，介绍红军长征壮举，躲在被窝里如饥似渴阅读《共产党宣言》，深受启发教育。经常随任士舜去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并多次参加游行示威，与反动军警搏斗。由于他组织宣传能力强，又擅长美术、唱歌、编剧、拉二胡等，在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起过较大作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周振带着满腔民族仇恨改用周征之名字，瞒着家人，串连了与6名进步知识青年，经南昌、武汉到西安，准备奔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难，最后仅剩他一人，于1937年11月在山西临汾找到了八路军后方总办事处。在那里，他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学兵队的3个多月，周振亲聆彭雪枫、左权等首长讲授有关统一战线理论、游击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常识等方面的课程，读到了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著作，直接听取了朱德总司令教诲，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方向。

　　1938年2月，他接受党的派遣，由徐介带队来浙江丽水松阳浙江第二部特种工作团(注：该团借国民党中央第六部队的名义建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因抗战工作需要曾派14人来此工作)任政训员。1938年3月，由徐介介绍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在丽水松阳工作一个多月后，由于浙江特种工作团被国民党省党部查明是借冒，被解散。1938年5月，周振受中共地下党浙江省委派遣，找张崇文、张秋人两人接上关系，改用原名周震东回家乡临海接替张崇文(后张崇文调皖南另用)，负责临海地下党工作，任临海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遵循台属特委决定，周振参加了刚成立的临海县战时工作队(注：这是在抗日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为应付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成立的战时救亡团体)任干事长，并在队内秘密建立党支部任书记。他发挥县战时政工队地下党支部核心作用，击败了国民党县党部以陈启忠为首的顽固派企图把持县政工队经费权、不断安插爪牙，准备改组县政工队等多次阴谋。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引导下，他以政工队干事长身份，带领队员们跋山涉水，走遍穷山僻岭，鼓起了群众抗日救国热情，同时又秘密地积极发展地下党，革命活动遍及全县各乡。

　　1938年夏，周振按上级党指示，在临海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他负责，下设二个分队，主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发展队员50多人。1938年7月，经上级党批准，中共临海县委成立，周振任县委书记，并在县委内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武运部、青年部、职工部、妇委等工作机构。虽然当时县委没有固定活动场所，常在临海北山小庙和仙居褚尚士(系当时县委委员、武运部长)家活动，但工作局面由此迅速打开。经一年左右时间，临海县从原来六七名党员发展到100多名，在城区、大固乡、南乡、大石、小溪、仙人、岭下、桃渚、沿海、上盘盐区、晓村小学(后改洪涛小学)等地建立党支部，在桃渚等地成立了区委，并由大石、小溪、沿海等地党支部控制了一部分地方武装。

　　周振在临海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期，年仅21岁，但政治上相当成熟老练。当时大的活动，他都亲自组织参加。如1938年8月县政工队员，地下党员黄洪涛在“二五”减租斗争中，被小溪乡抗拒减租的恶霸地主唆使暴徒打死。他即赶画了一米多高的烈士遗像为烈士举行追悼会。之后，又亲自带队员抓获了凶手。又如，1938年9月，临海第一次遭日寇飞机轰炸，他亲自组织浙江省立台州中学师生与女师、回浦学校师生及各界人士会合，上街游行，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周振已成为临海地下党核心人物，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依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县战时政治工作队这个公开合法阵地，通过组织街头墙报、演讲、演戏，抗日歌咏队活动，张贴标语漫画，开办工人、农民、盐民夜校及妇女识字班；举行群众集会游行，建立农会，开展“二五”减租，打入国民党内部做统战工作，向进步知识青年传送马列主义书刊；多次动员、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不断为党输送武装力量，支持胞妹周临冰(杏荪)带头参军，开会欢送第一批13名热血青年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等丰富多样实效的活动，深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思想，吸引、团结、争取一切抗日力量，积极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使抗战前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临海地下党组织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蓬勃发展。另外，周振还积极引导自家其他亲属先后奔赴抗日战场投身革命，除爱妻俞清外，妻舅俞非于1942年投奔新四军，下面几个胞弟亦于解放前后参加革命。

　　1939年夏秋，由于国民党实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形势日趋恶化，周振在临的政治身份暴露已被敌人盯梢；同时，他染上肺病，吐血发烧不止，继续留在临海工作已很不利。经当地台属特委同意，是年冬，党的关系转往永康，改名周洁平，以公开职业中茶公司、中仁公司会计员为致业掩护在永康寻职业掩护，一边治病，一边从事地下党工作。

　　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形势突然趋紧，周振根据永康地下党负责人老伊安排，去方岩开辟党的工作，用刘鉴平的名字到独松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但到10月，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采取一网打尽、彻底破坏的毒辣手段，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中共永康县委发现临海县特务三青团在永康打听追查周振下落，组织要求周振迅速撤离到苏北，找新四军军部。为安全起见，组织上给他接头暗号，决定党的关系和介绍信由地下交通员转去。

　　周振几经转折，终于在阜宁县停翅港找到了新四军军部。他按规定的接头暗号和军部组织科对上。但因撤离途中浙江省委遭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被捕(后被杀害)，那位地下交通员亦被捕(下落不明)，浙江的电讯亦全部中断，周振的党组织关系无法转来。为此，周振失去了在浙江地下党工作的一段历史和党籍关系，只能在党组织外为党工作，虽闷闷不乐但他也能正确对待。

　　时，我党经济学家骆耕漠(时任苏北根椐地财经委副主任，后任盐阜银行行长)同情周振的遭遇，安排他在盐阜行署财经处担任科长工作。虽然长期的地下党工作，致使周振身体很差，患有严重肺病，经常吐血，但他从不放松工作、学习，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在新四军筹建盐阜印钞厂时，骆耕漠毅然决定启用周振担任印钞厂厂长。为了尽快印出钞票，有力反制敌伪经济封锁，抵制伪币法币通货膨胀影响，制止敌人疯狂掠夺我根据地物资，保护根据地人民利益，军部组织部长曾山亲自安排2名搞过印刷的同志协助周振建厂。

　　由于前面组织关系丢失，1945年5月由时任苏北行署财经委主任宋乃德同志和印钞厂指导员陈连庆同志介绍重新入党。

　　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面对盐阜地区密如珠网的敌人据点和敌机袭击，周振身先士卒，筚路蓝缕带领全厂同志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并采用了“游击式”战时生产方式，“一手拿枪杆，一手印抗币”，与敌人周旋，终成功地履行印制“抗币”的使命。他常常在一天劳累之后，夜深人静之时，伴着一盏孤灯，抓紧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经济学等；他还努力钻研统计、会计、印刷技术等业务知识，以适应财政经济战线上对敌斗争的需要。

　　恶劣的工作环境压不倒周振的乐观主义，他善于把厂内一些较活跃的青年男女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文娱活动，活跃工厂精神生活。在一月一次文娱晚会上，或是“五一”劳动节、“七一”党生日、春节、中秋节，他总要建议召开庆祝晚会或纪念活动，让大家唱歌、演戏、跳秧歌舞。不仅厂里演，有时还组织到村子里宣传演出。他编的小淮剧《张三娘捉汉奸》受到了村里老百姓热烈欢迎。在这些活动中，他有时当导演，有时作伴奏，必要时也化妆参加演出或高歌一曲。工厂墙报上有他画的报头，村头的宣传标语有他书写笔迹，他的多才多艺处处发挥着火热的作用。

　　1947年，正当内战炮声在各解放区响遍时，周振终于倒下了。由于病情恶化，他的左肺已烂了不少空洞，天天咯血，医生下了病危通知，组织上只好强制他停止工作，安心养病。从此，在炮火连天中，从苏北转移到山东，他一直在部队医院中生活。这位死神随时会向他夺命的垂危之人，1949年底竟然神奇般地战胜了病魔，病情刚有好转，他即要求组织给他安排工作，他为党工作重于自己生命，终于走出了医院，回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北海总行；1950年2月又由总行到了上海华中区行。不久，组织上为照顾他寻找恢复浙江地下党工作期间的一段历史和党籍关系证明，同意调他来杭州工作。

　　1953年9月，经浙江省级机关党委和省委组织部审查结论，周振在浙江地下党的工作历史和他的党籍(1938.3-1945.5)得到了恢复。他在杭州曾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出纳副科长，发行库副主任，中国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兼厅党组成员等工作。工作虽多次变化，但他在任何岗位上，忠诚人民事业，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为党工作的精神不变。直到1967年4月，由于“文革”动乱，他备受摧残，得不到应有医治和抢救，才50岁的他“油尽灯枯”与世长辞。

　　周振的生命虽短暂，但他一生坚定信仰，不忘初衷，呕心沥血，无私奉献，淡泊名利，忍辱负重，艰苦奋斗，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尤其是新四军盐阜印钞厂的老同志们，一提起周振厂长，无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的倡导下，周振的工作篇段经回忆被编入了《战斗在华中敌后》《华中抗日斗争回忆》《抗币风云录》等书刊中，他为新四军印钞事业所作的贡献，永载史册，千古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