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7年(1180)唐仲友来台州任知府，1182年即黯然去官，为官虽只一年，但他却牵挂一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父母官”。

　　他的去官全因朱熹在皇帝老子面前告了御状。你朱熹大胆假设其罪，唐仲友不得不小心求证辩护，这就是轰动当时朝野的“朱唐交奏”案。

　　朱熹告唐仲友主要有三大罪：滥征税款，用公帑刻书而贪污书款，与营妓严蕊勾搭成奸。三大罪，按南宋的法规，每一条都够得上罢官坐牢。难道唐仲友真的如此不堪吗?他不是一向为官清正，官声有口皆碑吗？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得仔细看看唐仲友这一年在台州干了什么？

　　1181年，唐仲友见灵江潮来潮去，波涛汹涌，只有一只渡船沟通南北，交通阻塞，民生凋敝，便应民众请求，在中津兴建浮桥。他自制模型，“桥之节二十有五，籍舟五十，规制宏镇，为一时壮观。”其费用除税款、集资之外，自己也捐献所缺部分。这就是朱熹御状中的“滥征税款”，实在是诬陷好人。

　　1182年，唐仲友为营妓严蕊、王惠等四人脱籍，严蕊回黄岩，侍候老母。唐仲友身为知府，迎来送往，官来客去，与严蕊接触较多，也是常情。诚如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所说：“夫唐宋时，士大夫宴会，得从官妓承值，征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于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

　　唐仲友与严蕊顶多算个红颜知己，并无通奸实据。之于知府给营妓脱籍，也是公事公办，法规允许。朱熹听信门生陈亮的道听途说，实在是“莫须有”而已。之于把严蕊收监，企图屈打成招，这实在不合朱熹的理学大师的大名。而严蕊心正辞严，一副铁石性子，随你朝打暮骂，只是说“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曾无一毫他事”。弄得朱熹束手无策，只得把严蕊送到绍兴，把案子推给上官。

　　1181年，唐仲友在兴建中津渡浮桥后，还修缮了白鹤山灵康庙和台州学宫(官学)。当时，整个台州因交通闭塞，文化和教育都较落后，修缮灵康庙是为了兴教化，办学宫是为了兴教育和科举。

　　白鹤山灵康庙在今邵家渡一带，称翔龙庙。内塑白灵康大帝即白鹤崇和大帝，原为东汉时代道士赵炳。赵炳曾在康王赵构泥马过河时献灵，救助过本家后人赵构，所以康王登基后为报恩，特为之立庙。内有“灵康庙碑”，两块为宋碑，一块为清碑。据《台州金石志》记：“碑旧在白鹤山本庙中，(邵家渡庙头村)嘉庆7年沈椒岩明经河斗自岙底瓶山(今西乡白毛村)移置。”

　　唐仲友为今天台州人民留下了唐风宋韵，功不可没。

　　1181年，唐仲友在台州任上镌刻了一部《荀子》二十卷。此书今天还被日本人收藏着，誉为国宝。历代评价都称此书为“宋椠上驷”，为善本中的善本：“雕缕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台州于是在书界出了名，台州的刻书业在中国书史上也留下光辉的一笔。都说“一页宋版一页金”，那些书的面目究竟如何呢?如下：版式半页八行，每行大字十六，小字双行二十四，字为秀劲之欧体，纸为高档皮纸，在版心上还刻有以蒋辉为首的十几位刻工名字。

　　唐仲友文人为官，爱书如命。《荀子》之前，还刻有《扬子法言》《文中子说》《昌黎先生文集》。唐仲友自己的著述有《六经解》《帝王经世图谱》《悦斋文集》等，因朱熹的弹尅，著述大多散佚。清代张作浦曾将其遗文汇编成《金华唐氏遗书》十余卷。

　　唐仲友刻书，正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开发地方文化和教育的需要。宋代南迁，国子监大量藏书被金兵破坏。南宋小朝廷曾出现书荒。宋高宗鼓励刻书，他说：“监中(国子监)其它缺书，亦令次第镂版，虽重有费，不惜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其实，当时国子监的书，不少是地方所刻，其中亦有台州所刻的版本。

　　当时地方官刻机构有公使库。州府用公使库的钱刻书是允许的。朱熹状告唐仲友中有一条就是动用公使库的钱，并诬说，刻了书运归本家书坊货卖，收入归己。(见《朱子全书》836页之“按唐仲友第三状”)其实，这是天大笑话，因为朱熹告状时，书还没印好，哪来书运往金华唐家书坊呀！

　　黄泥抹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这就是被冤者之悲哀。

　　一个人贪不贪，取决于他对金钱的态度。像唐仲友这样的官，能拿出自家所有积蓄为百姓办实事的人，他会贪墨虐民？谁也不会相信。

　　1182年年关开修建桐山桥一事，就是强有力的例证。桐山桥在宁海城区颜公河上，当时宁海属台州辖区。此地常闹水害，有碍交通。原有一座木头挑板桥，连车马棺柩都不能过。曾有人集资造了一座石桥，但百年之内数次被大水冲坏。宋朝诗人罗适曾写《桐山石桥记》，记述这些情况。

　　1181年唐仲友上任后，宁海居民多次前来要求修复两座石桥。唐仲友身为“父母官”，当然大力支持。他费尽心机，又帮筹划，又谋划经费。刚刚动工，朱熹来了，几张状纸，弄得唐仲友罢了官。唐仲友十分伤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吾去郡，意桥难就。汝以家当，郡邑豪民之力以绩成。”唐仲友是捐献了“家当”帮助宁海人民修桥的。

　　1183年，桐山石桥终于修成。此时，唐仲友已罢官在家，不再谋求仕途，而把精力献给家乡士子，专心办学讲课，但是他的一颗心，依然牵挂着台州人民。

　　1184年，桐山桥又被洪水冲毁。

　　1185年，宁海百姓到金华找唐仲友，希望唐仲友帮助修复桐山桥。唐仲友并不拒绝，而是热情地提出修缮意见，筹划修缮资金。他倾其所有，一下子捐款27万文(相当他为官时8个月的全部收入)，占维修资金的三分之一。

　　1188年，唐仲友逝世，享年53岁。《金华县志》记载，他死时，家中贫困得买墓地的钱也没有。而他3年来捐给台州的款项，相当于南宋一个一般官员10年的薪水。

　　这样一个人，会是朱熹状纸中写的那种贪官吗?

　　难怪宋高宗最后裁决为：“朱唐交恶”，不过秀才争闲气。

　　其实，他俩争的不是闲气，而是学术之争造成的嫌隙，当然也免不了有个人意气在内，古人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朱熹是名垂青史的理学大师，但其前期却有点混沌迷妄，笃信老庄。唐仲友曾指责他空谈道学、虚妄而不切实际。朱熹在1158年才意识到自己错误:“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这才开始拜“二程”的五世之徒李侗为师，继承“二程洛学”正统，奠定了以后理学的基础。

　　弄清这些纠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为古人文过饰非，实事求是地审辨他们，是我们后人的责任。南宋有唐仲友这样一心为民的“父母官”，是那个时代的光荣。其优良的“官风”遗传后人，有利于当今的反腐倡廉，毛泽东主席就曾呼吁为“官”者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宋韵绵长。愿唐仲友这种“为官一年、牵挂一生”的官风能陶冶一代一代为“官”者的素质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