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15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宋韵文化”；2021年8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那么，什么是宋韵文化，为什么要传承宋韵文化，它对临海有什么意义，又对我们的具体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宋韵文化：优雅的精神气质和生活美学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开放的时期。南宋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近代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也说中国今日情形“为宋人所造什八九”。英国历史学家伊懋曾这样评价宋朝：“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宋代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创造的高峰，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明中，素以“文雅”著称，形成的宋韵文化具有独特的人文风韵、美学意韵和风神气韵，这种韵味是多元的、个性的、美学的，也是世俗的、平民的、大众的。

　　一是雅俗相济。北宋名臣孙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国理政原则是“雅俗兼资，新旧参列”，这一提法得到了很多官员、文士的赞同和支持，北宋大思想家朱熹曾说:“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南宋中期的文人韩淲也说：“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雅俗兼资”甚至以俗为雅，是宋文化的强烈自觉，风雅精致是惯常的追求，通俗世情也是生活的“刚需”，但高雅的文化意韵和气韵中又蕴含鲜明的世俗化倾向，雅俗相济的情趣贯穿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宋人来说，“风雅处处是平常”。在精神气质上，宋代文人和英杰如岳飞、文天祥、陆游等，既有激昂奋发的豪迈气魄，也有人间柔肠的儿女情怀，甚至修身齐家与隐逸山水的思想可以在个体中相互调和；在文学创作上，清切雅丽和靡曼近俗互映争艳，高迈俊爽和含情幽艳竞相生辉，文人创作中体现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充满书卷气息，街市通衢、瓦舍勾栏中弥漫着说书、杂耍、讲史的市井文化，也有按管调弦、吟歌作赋的精英气质，这种大俗大雅并存融通的文化个性和风情互通、互构、互成。我们熟悉的词，在宋以前被视为“小道”，但到宋代被提升到完全不同的境界，将文学艺术与音乐、舞蹈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形成“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并从两极推向巅峰，在雅的方面可以寄情言志，典丽高雅，臻于完美，在俗的方面，更倾向于摹写市民日常众生相，善用世俗喜闻的白话、甚至俚语，科举不第的举子如柳永也不羞于到烟花巷陌去浅吟低唱，而以流行的形态圈粉无数，甚至达到了“凡有井水处”皆有传唱的地步；吟词唱曲的底层艺人也参与诗词的创作，而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如《全宋词》中就不乏有台州营妓严蕊之类的下层民众；市井细民也普遍成为文学故事和绘画雕塑的主角，话本、杂剧与南戏尽显底层庶民活泼泼的人性与个性。

　　艺术旨趣上，延续千年的“琴棋书画”等高雅艺术也以亲民的姿态走向民间，焚香、品茶、挂画、插花等文人极致风雅的“四般闲事”，走进了寻常巷陌、百姓日常；宋画更以精致含蓄、自然平淡的审美情趣感染人，尤其是民间版画更在题材平民化上开风气之先，形成匠师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的奇观；隽永雅致的瓷器通过素雅的风神气韵来呈现，但也存在粗砺朴拙、浅俗庸常的器物，而且常印有“忍”“招财利市”“孝子贤妻”之类的世俗字样。

　　二是和美相谐。宋文化是注重审美的，世俗生活被最大程度地过成了艺术生活，呈现出社会性的审美状态，而且这种审美具有雅正的特质，中正和气、包容多元、本色自然，大众成为审美主体，人的个性和创造得到重视和发挥，更体现融入生活的“教化”意味，带给社会独特的气息、趣味和活力。宋人倡导“召和气”，就是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追求和注重人格精神的修养与教化，借以稳定新的政治文化秩序，倡导中正和合之美。如台州府城崇和门的最早记录便在宋时诞生，体现了台州士民的普遍精神价值。在审美意境营造上，宋人强调“天人合一”、情景交融、虚实结合、有无相生，追求内心的温暖与和谐，又超越世事俗尘的生活艺术和趣味。品香抚琴、吟诗作画、谈诗论道等文化生活，均体现出优雅的生活美学和典雅敦厚的生命精神；宋体、仿宋体成为最耐看、最流行的印刷字体。

　　宋韵也体现了包容多元之美。宋代文化的包容多元首先体现在科举上，宋代的科举制度在欧阳修看来，那是“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非常之公平，即使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也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可以逆袭进入仕途，得以改变个人命运和整个国家。如范仲淹断虀画粥，寒窗苦读，终有大成；欧阳修幼年丧父，荻草练字，终至大家。这些“寒俊”进入政治圈后，引领整个政坛和文艺界弥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最为可贵的是，阶级壁垒和歧视开始松动，人的尊严得到维护，士农工商诸阶层相对趋于平等，台州知州李防提出“愚者可以智，贱者可以贵，贫者可以富，善者可以显”的教育主张，临海人陈耆卿明确提出“四民皆本”的平民主张，代表了江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较高水平。艺术上，书法家更注重音乐、诗词艺术的融会贯通，甚至歌颂梅花、枯木，以及每个具有意义且值得尊重的生命存在；在审美上，文人既有悲歌慷慨的豪迈，也有抑郁无聊的幽怨；在性别平等上，宋代女子有财产权和一定的受教育权，再嫁、改嫁也不是什么大事，如著名词人李清照，大文豪欧阳修、苏洵都只重经世学问，而将家产委决于夫人，真宗时宰相王旦、科学家沈括甚至以惧内出名，著名的“河头狮吼”就是苏轼好友陈季常的惧内典故。

　　三是精简相宜。宋代艺术既有细致绵密的格调，也有洗练简约的风韵，而且尤以简为先，由简至精。南宋的刘安节提出“至简而详，至约而博”的“王者之治”理念，讲求单纯、素朴、极简，以简约带动详博，这种文化渗透到民间，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简的本色自然之美。如在绘画、瓷器、衣饰以及其它许多器物上都浸润着简约之美，宋画一洗唐朝大红大绿的特点，以墨色的淡雅而显高贵，以清淡生动之风流行于世；宋瓷也是如此，素雅简洁、隽永深沉，淡到极致，甚至败笔的、有缺陷的冰裂纹也成为一种特殊的缺陷美；宋服流行简约质朴之风，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寻常百姓，都更爱舒适得体、合身淡雅、清丽文秀、典雅大方的衣着；装饰陈设讲究自然雅致、洗练素朴，插花讲究清雅素淡，营造野趣横生的优雅格调；宋诗的诗风也大多平淡清新、平易近人，以普通人的视角关心国事民情；宋代石刻色彩素雅，佛和菩萨的面相也是庄严而具有世人气息；饮茶则以“淡泊高韵”为极致。总之，宋代是极简主义的回归与极化，用极简、极素、极拙创造了令人惊绝的世间大美。

　　四是内外相养。宋代的儒学促成了“士大夫政治”，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这一境界中，浩然正气、精神追求成为重中之重。“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责任成为文官的普遍准则，“内圣外王”的理想，即从内心上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社会建设上寻求王道的秩序，成为士人的共同理想。所以，王安石等文人的卓绝品行成为宋人的典范，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士大夫传诵不衰的名言。

　　在政治实践上，士人更讲究经世致用，关心人的真实需求，追求朴素无华的生存状态。在艺术上，宋代书法流行尚意之风，宋画讲求神韵和情趣，不重严整细致的画工，强调抒情意味和无尽意趣，反映了宋人对人格精神、道德规范、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的衡量。在生活中，文人通过科举、仕宦、创作、讲学、交游等活动，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朋友圈，在优裕从容的雅集中，以“一种文学与艺术的即兴品评与发想，更是一种形式和情境的同乐与共兴”，来强化内外相养的效果。在文学上，宋诗在唐诗格律完备、意象纯熟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趣，突出诗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以形质兼美的手法创造了新的境界。在审美上，追求神性的美感，美好的境界，如将茶作为百草英华，饮茶时还特别在意打出泡沫状的沫饽来，将延年益寿的行为提升到形而上的、娱情悦性的神灵境界。

　　总之，宋韵是从宋代传承下来的文化底蕴、精神气质、人文智慧和生活情趣，宋韵文化所体现的审美和精神气质，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具有很高的审美和生活价值，与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相契合，对于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和思想境界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