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临海：灿烂的千年文脉和百代风华

　　千年宋韵文化是浙江最具标志性的文化金名片，也是千年府城临海的重要文化遗产和个性特征。临海有2000多年的设县置郡历史，但一直偏居海隅，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比较缓慢，直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成为“浙左股肱”的王畿辅郡之后，一跃从“海邦僻左”迅速发展成为社会安定的“浙中乐郊”、人才集聚的“人物渊海”、教育发达的“富教名区”、学术崛起的“东南邹鲁”、文化繁荣的“文献之邦”，百姓由物质的“富乐”向精神的“风雅”迈进，孕育了包含高尚人生境界、健康审美情趣、雅致生活文化的独特人文魅力。

　　品物咸亨的江南灵韵。宋时，衣冠南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临海从历史上的羁縻之所、贬谪之地，蜕变成为人才的集聚地，不仅人口数倍于前，而且习俗之美也迥然不同于以往。一是经济发达。临海因“可以避大兵大难”的地理优势，符合岁月静好的时代需要，从而聚集了大量中原大族，人口开始成倍增长，州城呈现“人烟繁夥、万室鳞比”的景象，从巾山上看，已经是“万家云屋接丹丘”(赵抃)、“江绕城中万家市”(楼钥)了；杜渎盐场年产盐1.5万多石，热销绍兴、金华、衢州、丽水等地；州城周边私人造酒达到2000余家。二是百姓安乐。人多了，富人集聚了，物价也开始大幅上涨，但百姓依然富乐，“不闻穷愁叹恨之声”，乡里婚嫁开始流行坐大红花轿；百姓纯朴，没有偷盗，官府“讼狱简希”，案件不多，诉讼也少，官员公事之余日日把盏，社会非常安定。开明的街巷制代替了与宵禁政策同行的坊市制度，茶楼酒肆、巷陌街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娱游乐生活，友兰巷(南宋旧名勾栏巷)成为南戏、木偶戏的集中表演场所。三是旅游兴起。士绅经常“哨壶雅咏，日为文酒之乐”，旅游业逐渐兴起。原先的水师练兵场东湖被台州知州钱暄改造成了游赏用的园林。北宋名臣赵抃写过《过台州登巾子晚游东湖》一诗，说明当时似乎有了夜游东湖的“夜经济”。原本作为军事和防洪设施的台州城墙，也一改呆板的面目，城上开始有了更多装饰和游眺功能的城楼，而且一造就是好多个，估计崇和门应该也在此时命名，因为这一名称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最为契合。四是生活雅致。市民的生活更加精致典雅、诗情画意，台州的瓷器得到飞跃发展，仅临海永丰许墅附近窑场就有60余家，许墅窑、梅浦窑留下的秘色瓷被后人视为宋瓷的上品，是东南沿海远销东南亚的重要出口产品。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临海词调、黄沙狮子也在宋时传入临海，并流行开来，成为临海节庆期间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道教南宗鼻祖张伯端竟然以律诗、绝句等诗化语言阐述他的内丹术，一改宗教晦涩的语言传播形式。

　　和合共美的优雅神韵。世家大族、高官显宦的南迁，改变了临海的社会结构，提升了台州的政治文化地位。一是族群融合。皇族南迁，聚居于城关赵巷一带，赵家、钱家等大族数十姓迁入，形成和谐的融合聚居格局。随之出现了家族式的文化传承，如以学行闻名的徐中行、徐庭筠父子，以诗文被苏轼称道的陈贻范、陈贻叙兄弟，以家学著称的林师蒧、林表民父子等，而且家族连登甲第的情况也更为频繁，如商许、商正卿、商逸卿、商炳卿兄弟四人，方琮、方洵武、方洵直、方昌武父子四人，都是一门四进士。二是仕宦侨寓。大量官僚士大夫侨寓台州，姓名可考者有26位，尤以寓居临海的六宰辅最为著名，如吕颐浩、钱忱、谢克家等。台州知州的政治能力和文化水平也大为提升，如官拜平章政事的毕士安，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章得象，南宋名臣、文学家、词人李光，朱熹门人詹仪之、黄?，婺学事功派代表人物唐仲友，官拜焕章阁学士的沈作宾，官拜左丞相兼枢密使的李宗勉，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陆九渊弟子包恢等等，尤其是诗人曾惇(其叔祖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南宋大诗人、江西诗派后劲曾幾，中兴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等著名诗文作家，他们在任台州知州期间联袂临海士子互相唱和，繁荣并带动了临海文学创作。三是教育繁荣。在宋代兴学运动的推动下，临海的县学、私学和书院发展迅速，建立了著名的上蔡书院(王柏传授朱子学，“流风所被，历元及明”)、观澜书院(石墪讲授程学)、溪山第一书院等书院，形成了“读书务学”之风，培养了大量人才，临海历史上共有文进士377人，仅宋朝就有225人，进士数占历朝三分之二，淳熙十四年、嘉定十六年、咸淳元年三榜甚至每榜考取了9个进士，宝祐四年和咸淳七年两榜则多达10人以上。据《宋史》《宋史翼》列传、附传等统计，全国进士人数最多的城市中，台州府所在地临海居第6位，临海一跃成为“富教名区”。群贤蔚起，名士辈出：诗歌上，杨蟠的诗很受欧阳修、苏轼推崇，北宋小令词的殿军式人物陈克为浙江词人代表，其作品被收入《宋词三百首》；经学上，有折中朱子义理和程子象数而对明清易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的董楷；理学上，有最早的台州学者徐中行父子，朱熹的著名讲友、理学家、“台学性理之宗”石墪，深受朱熹称赏的潘时举、赵恭父等学者；文学上，有永嘉学派主要传人陈耆卿，其作品代表了南宋后期散文最高成就；陈骙的《文则》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著作。四是科技发达。南来的工匠带来了最优秀的工艺，台州公使库刻本《扬子法言》是目前现存浙派宋刻的国宝级文物，台州历史上最早的中津浮桥是中国古代浮桥的杰作，军事火炮发明家孙琰发明了霹雳连环火炮。

　　兼收并蓄的包容器韵。宋以前的临海，文教衰微，人们还不懂得读书的重要，以至于临海“三代之时，人物无闻；汉晋以来，间有表见”，即使有少数求学者，如北宋很有影响力的水利学家罗适(宋临海人，今属三门海游)年少求学时还苦于“乡中无文籍”的尴尬境地。但到了宋代，宋廷的右文和恢儒政策，推动文化全面发展，尤其是南宋以后，临海“衣冠辈出，风雅日盛”，从文化相对“真空”的状态猛然吸纳各种文化，相互冲击和激荡，表现出了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宽容大度。一是学术包容。程朱理学、陆学、婺学、永康之学、永嘉之学等各类文化和学说汇集于此，尤其是在浙东学派和理学激烈争论之时，相邻的金华和温州均呈一边倒的倾向，而临海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既出现了事功学，又有朱熹的忠实信徒，而没有激烈的义利之辩，体现临海人自主、务实、灵活的包容个性。二是三教和合。临海对宗教也非常开放包容，既保留了“乐鬼重巫”的古越遗风，还接受了佛教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的熏陶，更是创造了道教南宗，紫阳真人张伯端主张“教虽三分，道乃归一”的“三教一理”思想，形成以儒、道、释同源为特色的道教宗派，开创内丹道学。百姓在生产上敬重鬼神，在生活中信仰佛教，在祛恶时求助于道教，随心所需，随情而动；文人则以儒治世以举仕进，以道治身以注风骨，以佛治心以去彷徨。三是品物谐和。南北文化在临海汇合交融，和合共生。以民间小吃为例，南稻北麦的饮食文化在临海深入交会，形成了品类繁多、美不胜收的盛况，北方丰富的面食文化涌入，有大米面、细米面、拗面、炊面、捶面、面皮、豆面、麦面等，而且吃法多元，如扁食可蒸、可煮、可煎，因时而就；而且搭配特别自由，如糟羹的食材、食饼筒所包的馅儿，可以因地、因时、因人制宜，随意去取，包容万物，突显诸物和谐、生活丰赡。四是风俗益美。在宋之前，临海“风俗强悍、民情顽固”，但宋以后，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声华文物”日益高扬，民情风俗日渐美好，甚至出现了道德、勋业及文章都非常出名的耆儒硕辅，临海的文化品位得到提升，从此“流风善俗，光照史册”。

　　敦尚实行的事功风韵。宋时，儒学向社会化发展，朱熹强调学术的世俗化、生活化，以适应社会需要。士大夫普遍流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临海作为浙东事功学派传承地，敦尚实行的事功之风盛行。一是经世为用。宋时，最先传入了重经义和实务、敦尚实行的“安定之学”，接着又有以经史明制、注重经世致用的永康学派，再是经世事功的永嘉学派，都强调学以致用，为临海文化崛起注入了强大的营养剂。二是理学品格。朱熹到任台州后，在巾峰精舍积极从事论理、交友、讲学等活动，自此理学盛传，许多学者追随朱熹，弟子之多及成就之大都超越其他州郡，临海作为“朱子传经地”而被誉为“小邹鲁”，成为浙东学派的策源地之一。徐中行、陈贻范都继承安定之学敦尚实行、稽古爱民的思想，传扬以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上蔡书院院长王柏告诫学子“念念服行方是学(一心想着学以致用才是实学)”。三是实心为民。历任知州以恢复儒学为己任，实心用事，元绛“在官七百二十日，只为台州不为身”，尤袤“三年不识东湖面”，对临海政治文化生态产生了积极影响。南宋后期，以浙东学派强调实事实功、建功立业，关心国计民生的风尚，在临海留下了实学务真的文脉。

　　忠义气节的人文英韵。临海向来“民风挚劲”，有识之士往往“崛起不凡，卓然特立”，但也有急功近利之徒，将这种执着刚劲的性格发展成了虚浮奇巧、虚伪欺诈的一面。宋儒讲求气节，尤其注重“以礼义为先，以行检名节为贵”，宋代文化在临海发展，推进了民风的改善，其正面的特质得到高扬，台州式硬气也在此时奠基，“高风直节，惊动一世”。一是典型示范。宋代儒士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将儒家的思想与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各层面，官方通过建乡祠等方式强化了这种风气，如立思贤堂，祠毕士元、章得象、元绛三位政绩卓著、官至宰相的知州；建三老堂，祠罗适、陈公辅、陈良翰三位备受后人仰慕的“乡之名德”；立颂僖堂，祠宗颖、黄章、朱江、唐仲友、江乙祖等有功于台州的著名学者；立谢丞相(深甫)祠，颂扬台州位至宰相第一人；建四先生祠(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谢良佐祠，传扬理学精神。同时，官府还以当地文化名人(包括寓居者)或其科举功名成就来命名乡镇、街坊，以此树典型扬正气，如临海衮绣乡，庆元六年知州叶籈为谢丞相深甫立；临海世衮乡，嘉定元年知州李兼为钱丞相象祖立；台州状元坊，因陈公辅释褐第一而命名。二是文人践履。宋代临海人在儒学的教养下，摒弃了民风中争名夺利的劣性，而发扬了秉性坚贞、忠直不屈的优点，人文呈现奋发峭厉、卓然特立的个性，如饱受儒学濡染的士人如陈公辅就非常崇尚气节，忠鲠直言，“论事剀切，疾恶如仇”，成为台州士人典范；著名词人陈克主动请缨，在对金作战中英勇阵亡，临海人“砥砺名行，亮节清风”，成为一时之盛。三是殉节成风。元兵陷台州，台州教授邵囦(临海人)端坐学宫，焚身而死，台州知州(临海人)王珏叔侄力战元兵、英勇赴死；宋亡，临海百姓纷纷反抗，许多人直至最后一刻从容阖门赴死。此后，这种气质和精神绵延不绝，如在抗倭斗争中体现的英勇顽强、敢于胜利的精神；南明弘光帝朱由菘死后，陈函辉起兵临海，与原兵部尚书张国维及熊汝霖、张煌言等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临海成为浙东抗清斗争的政治中心，事败后，陈函辉于云峰寺投湖以身殉国；清初又发生了反抗异族统治而引发的“两庠学案”，等等。这种强硬作风最终融汇成了台州人坚持正义、崇尚气节的硬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