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李尔昌先生带领笔者来到屈家大宅，介绍屈氏家祠历史。

屈映光给传法弟子李逸尘的六十贺词。

  民国时期，东塍镇出了许多响当当的名人，屈映光是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是革命的先驱者，编著《浙东军事芜史》的朱汝略先生曾赞之为“临海辛亥革命第一人”。在屈映光的带动和举荐下，后来成长起来的有民国参谋总长、空军总司令、一级上将周至柔，联勤总部副司令、参谋次长、中将陈良，联勤总部军需署副署长、中将李进德，联勤总部办公厅主任、中将周彭赏；还有很多非东塍籍的革命将士，如辛亥革命后上海高昌庙兵站总监葛醴泉，民国浙江巡按使署、浙江省长公署实业科科长杨毓琦，浙江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上校参谋参议官、陆军少将洪宇清等。

　　此外，屈映光还在教育界、公益慈善界、宗教界声名煊赫，被老百姓和信教群众拥戴为“活菩萨”“法贤金刚上师”，著述弘法，不计其数。

　　于革命 浓墨重彩谱华章

　　为了宣传革命的思想，1909年，屈映光与同道缪载卿在上海创办《风雨报》，取自秋瑾女士被害时，曾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一句，于是以“风雨”为纪念，号召大家不忘革命的精神。

　　后来，他又前往安徽任陆军测绘学堂教练官，兼任浙江旅皖公学监督兼教练，于讲课之外，专以提倡民族自由为主旨，告诫学生：“不读书焉知创业之艰难，士贵立志，民族不能自立，即沦为奴役。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痛楚可为佐证。”由此，两所学校的革命思潮风起云涌。

　　1911年夏，屈映光想着革命重在实行，应放下教鞭，带上盔甲，以达到推翻满清政府之目的，于是辞去两校的教职，计划重返上海，商讨革命大计。后因病暂回临海。养病期间，得知武昌起义已成，精神振奋之余，抱病回到上海，准备迎接孙中山、章太炎、陶焕卿先生归国，组织政府。

　　那个时候，浙江尚未起义，而巡抚守卫长吴茂林为革命军内应，浙军营长朱介人、顾子才本是光复会同志，自可一同响应，于是大家推荐汤寿潜为浙江都督，并由屈映光、王文庆、周佩璜赴杭举义。

　　1911年11月4日，杭州起义，朱介人代理团长，驻笕桥，进艮山门，以王金法为敢死队长，占领军装局。顾子才营驻海潮寺，进草桥门，并以蒋介石为敢死队长，张伯岐为副队长，破坏巡抚衙门。西湖旗营当夜虽未收复，但已问题不大，革命进展极为顺利。

　　当时，革命志士们先推童保暄为临时都督，以渠任宪兵营执事官，易于联络。后又推汤寿潜为都督，下设民政部，以褚慧僧为部长。另设司令部，不过在总司令人选上，出现小插曲。

　　总司令人选，依当时职务应由朱介人担任，但顾子才资历比较老，因此难以决定。此时顾子才部队的团长、浙人周赤忱，虽事先未参与革命，不过那时亦愿担当重任，于是推举他为总司令。顾朱二人均表赞同，可是童保暄表示愤懑，内部出现裂痕。

　　屈映光当即与许颖商量，革命尚未成功，不可自争权位，应推举朱介人率师北伐，而童保暄、吕戴之、王载卿、徐聘耕、傅其永等人均可向外发展。他的主张获得同意，于是大家决定组织北伐军，并推屈为兵站司令兼北伐军顾问，设司令部于上海高昌庙制造局。朱介人率师直驱镇江，与徐固卿、刘之洁、林述庆、柏文蔚、洪承典等会师攻江宁，并推徐固卿为联军总司令，屈映光自己也跟部队一起前往。

　　后来，屈映光总结早年参加革命的思想，来源于少时研读的各种革命学说，于明德、新民、治国、平天下之道，别具解释，早有民主自由思想，因此，撒播下革命的种子。

　　于慈善 乡民难忘“屈菩萨”

　　不管屈映光在外面世界的革命成果如何，也不管他持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在东塍乃至台州老百姓的心中，人们对他的印象是造桥、修路、赈灾，做了许多利益乡里的善事，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屈菩萨”“活菩萨”的称呼。

　　在家乡，屈映光以“文六”字行，乡民多尊呼为“文六大人”。

　　屈映光的故居和家祠，就在东塍镇上街村的凉光路上。2011年，笔者在“东塍通”李尔昌老师的带领下，到访已面目全非的屈家大宅。当时，屈家大门已成了某家厂房的一堵后墙，用砖头砌了个严严实实，唯有墙角石柱下的石磉，上面雕刻的梅花形“福”字，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与“福”形石柱相对的另一根石柱，已被一堆垃圾掩埋大半，根据李老师的推测，那根石柱石磉上雕刻的图形，应该是鹿形的“禄”字。

　　过去屈家大院在进入大门后，有一个月洞门，一条石子小径通往内院，两旁是满栽花草树木的花园。然后，迎面看到的第一幢建筑是屈家的“精一堂”藏书楼。绕过藏书楼，就是三个四合院，纵向分布，分别居住着屈家的三房太太。解放后，屈家大宅经过火烧以及改作他用，已完全改变了先时的格局布置，只留下一些断墙残垣以及后院衰败的管家楼，没了盛时的模样。据说，当年的整个大院，占地至少在30亩以上，恍似《红楼梦》里描写的“大观园”。离屈家大宅不远的地方，是屈映光在1917年建成的屈氏家祠，也是一派荒凉景致，但屈映光在乡民心目中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好人。

　　那时，穷人家耕田买不起牛，屈文六都愿意把自己家的牛借给他们使用，但到了麦收季节，乡民如果向屈家借打麦的木制器具连枷，他却不愿借，因为他认为，打麦的连枷乡民完全可以自己做，如果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自己做，那就不能借。

　　隔溪村有人在屈家做管家，人称大孙管家，忠实厚道，不贪小便宜。在屈家呆了10多年，临老了，也没有什么积蓄，屈映光为了褒奖他，特意在隔溪村老车站附近造了三间房子，送给他。

　　屈映光的善名远播，甚至连四周的乞丐都知道。每次他回乡里，要从水路过，得到消息的乞丐们，便一路从钓鱼亭、邵家渡、赤水等沿灵江的路廊上等候，屈映光经过的时候，也就一一为乞丐们布施银两。

　　20世纪90年代，村里改地名，就把屈家大宅所处的上街村凉棚自然村的一条道路改为“凉光路”，意为凉棚百姓不忘屈映光。

　　屈映光少时求学，曾经得到一位以砍柴为生的侏儒的资助。侏儒把自己卖柴所得的银元，装在竹筒里，送给屈映光。而屈映光拿着这笔钱，去杭州就读赤城公学，从而认识秋瑾、章太炎、陶焕卿等人，以致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14年，屈映光就任浙江巡按使，后返里省亲。当年砍柴的侏儒得知消息后，也跑来见他，但是屈下榻门口把守的卫兵见他穿得破破烂烂的，硬是不让他进去，于是侏儒就让卫兵传话：“我想见屈文六。”文六大人知道后，觉得这个人竟敢直呼自己名号，还想见他，肯定不是一般人，于是亲自出来，一看见这位砍柴的侏儒，马上大喊“恩人哪”，还双手将他客客气气地牵了进去，一时传为美谈。

　　在临海各乡镇，屈映光用筹款积极为乡民们建造“济生桥”，兴修桃渚水利工程，修建大田至东塍乡村公路，开创东塍第一家西医诊所“三多医院”等等。

　　1929年，浙江大水，台属临黄各县，被灾尤重，师发起台灾急赈会，筹款约二十万元，办平粜米约二十万石，经费另筹，灾民得苏，并以余款造各地桥梁十数座。

　　1931年长江水灾，师赴沪筹赈；同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复遭大水，再赴沪筹赈，与冯仰山携赈款北上；1933年冬，赴察哈尔、绥远放赈；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时，师发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及僧侣救护会，自任救护队总队长，出入战场，躬冒炮火，先后赈款数百万元。

　　1938年，屈映光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负责赈灾救灾工作，足迹遍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诸地，查灾放赈备极勤劳。

　　于宗教 筑台湾密宗之基

　　屈映光的热心慈善公益事业，不可否认有其佛教信仰的因素在内。其弟子蔡运辰在追溯他的佛教信仰渊源时，提出：师自幼年随祖母及母拜佛念佛，虽不足以言信仰，而已净念潜滋。1912年任民政司长时，天台县长请封国清寺，迳予批驳，其时固不知为智者大师道场也。此后随缘参访，信念日深。

　　于政治上起起伏伏，变化多端，明了政治的真相之后，屈映光便矢志学佛。1921年，他在北京与夏溥斋、梅斐漪诸居士，研究佛学，颇有心得。1929年，与夏溥斋一同皈依白普仁喇嘛，与梅斐漪一同皈依省元和尚，后又赴上海皈依谛闲法师、大勇法师。

　　其弟子李逸尘在《金刚上师大持明班智达法贤金刚法狮子传略》中，指出师父屈映光曾皈依包括班禅活佛、印光法师、能海上师、虚云禅师等在内的民国时期24位显密各教高僧大德，并由贡嘎呼图克图赐法名“法贤”。

　　居大陆期间，屈映光因其革命耆宿及政界前辈的身份，作佛教的大护法，并与王一亭、陈元白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菩提学会”，进行慈善公益、弘法利生工作。

　　1952年到台湾后，屈映光渐以“法贤金刚上师”名号，出现于教内外人士眼中，开始著书立言传法，并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诠释》《新译薄伽梵智慧到彼岸心经诠释》《佛说观无量寿经诠释》《佛说无量寿经诠释》行世，另外有《入佛知见》《六十年来之密宗》《净土实相》《佛法与宗教哲学科学的差别》等著述，以及相关序文、诗词、联辞、法语等存于世间。

　　1954年，屈映光移居桃园县大溪法鼓山斋明寺后苑阅藏，发愿修订中华大藏经，并设密坛，每两星期一次讲经，弘法20余年，向未间断。

　　在台湾期间，屈映光除了广行佛法、度人无数外，于佛教界最大的贡献，便是设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他在《修订中华大藏经序》中指出，我们自雍正龙藏之后，200年来，未曾修藏。在此期间，日本的各种版本藏本相继问世，以彼国之精勤，促吾人之振作，因而重新编刻大藏经，刻不容缓。

　　另外，他又指出，随着时代变迁，现今的编刻藏经已不像宋元明清的断代修书，增减任意，而应统括海内海外、已入藏、未入藏，一切佛典，作成空前未有之结集，庶达承先启后之目的。

　　从1956年至1966年10年间，屈映光集400余人之精力财力，齐集历代藏经所收之经典，一无所遗；更集历代藏经未收之经典，尽所能得。除译藏及总目录不计外，仅选藏及续藏近5000部，比四库全书的3470部（不计存目），还要增加十分之四以上，可知佛藏之全、佛教之大。

　　屈映光以其在台湾20年间于佛法的传承宣扬，与能海上师、黄念祖居士、清定上师等，共列为20世纪汉人上师的十位杰出者，并被尊称为“金刚上师大持明班智达法贤金刚法狮子”。

　　1973年，屈映光在台湾圆寂，安葬于台北县新店镇五峰山麓。

　　纵观屈映光的一生，不管是在入世法，还是出世法中，皆可为翘楚。或者正如台湾林业界三大元老之一、临海籍林渭访先生，在《屈文六先生九秩寿序》中指出：“浙江耆宿屈文六先生，实国瑞而兼人瑞者也。仰之则弥六合，退之则藏于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