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紫阳街成功入选第二批浙江省旅游休闲街区；国庆期间，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游客暴增，流量紧追西湖风景区之后，位居全省第二……

　　高光时刻接踵而至，不妨沿着历史长河往前追溯。

　　南宋，是江南社会经济的勃发期，也是台州社会文化的蜕变期。那时的国人大多沉醉于东京梦华，往来于“行在”临安，过一把“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豪瘾；也有人流连好山无数的东南邹鲁，寓居于“辅郡”台州州城临海，引发“一时文采说台州”的浪潮。

　　这种局面的形成都与南宋的首个官家赵构和宰辅吕颐浩有关。

　　一

　　1127年，“靖康之变”后，金军进一步南侵，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建炎四年(1130)正月，帝王的楼船浩浩荡荡抵达台州港。

　　“风到这里就是粘，粘住过客的思念。”江南总有这样的魔力，台州也不例外。原本是仓皇辞庙，高宗却有心在台州赏春烹茶，过元宵、放橘灯，并且欣然留下“清修风景千年在，沧海烟岚一笑开”的对联，心情之闲惬，感觉是出来疗休养，而非流亡。

　　流量为王，这在每个时代都具有现实意义，当朝顶流的引流效果自然非同凡响。台州自此成了政治人物的“网红打卡地”。首先来的是南宋贤相吕颐浩，这位祖籍山东乐陵的当朝显宦，已经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而且为南宋定都临安、转战南北立下功勋。建炎四年，他因病辞官，朝廷让他“任便居住”，他觉得最适合的地方是台州府城，从此“寓居丹丘(台州)”，并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随之而来隐居并把台州作为第二故乡的宰辅就更多了，绍兴初年，33岁便位至宰相的范宗尹来了，“清介刚直”的贺允中来了，著名宰相诗人王之望来了，颇有诗名的宰相钱端礼也来了，陈与义、翟汝文、杨栋都来了，台州一下子寓居了8位宰辅，何其闹热，而且这些宰辅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颇有诗名或文名。其中，吕颐浩、翟汝文、贺允中、王之望、杨栋、范宗尹更是埋骨台州，连子孙都干脆做了台州人。他们为什么都钟情于台州，极力来奔赴呢？

　　首先是台州风光奇绝，宛若仙境。这里素以诡异巉绝而“称雄于世”，是欧阳修盛赞的中国最“奇伟秀绝”的地方。

　　其次是自晋代以来，台州便被称为“养真之福境，成神之灵墟”，这里峰峦挺拔，洞天遍布，福地多有，兼具超尘出俗、望海际天的昆仑之丘和仙山琼阁之美，宋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神仙今古台州”。

　　台州还是品物咸亨的胜壤佳境。这里物产丰饶，琪树璀璨，盛产瑶花芝草、奇瓜异果，“弥山药草，满谷丹材”，适合养生修性，文人们的一大理想便是“共作台州一段清”。

　　这样的台州能不让人爱吗？故而，在吕颐浩眼中，台州是“浙部之要邦，丹邱之福地”，贺允中爱天台的静美幽深，也爱临海东湖那顷“门前镜湖水”。

　　然而，光是自然美，是吸引不了这么多名宦大族的。宋之前，台州就“颇号僻左”，往往为“逐臣御魑魅之地”。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才有了长足发展，吸引人的就不只是“佛宗道源”的广告了。

　　远离中原战火的台州，地处临安之南，与临安的距离不太远，可以作为行在的大后方，一旦朝廷有需要，恬退的官员们便可以快速组织勤王之师，而且，脱离京城，既没有干涉朝政之虞，又恰好可以让皇帝偶尔想起。“大隐隐朝市”，与现实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政治家可进可退的高明智慧。

　　可是，有些人却没那么明智，据《宋会要辑稿》载：“建炎四年正月，士大夫避难入福建者，所至守隘之人以搜检为名，拘留行李，又不听去，稍自辨明，至有被害者，不免复还温、台。”最终，这些人当中不少还是选择了“在台州”。

　　二

　　不仅是宰辅们，赵氏宗室与名门望族也喜欢把台州作为第二故乡，天潢贵胄中迁入临海的人数最多，巾山小学南墙外的赵巷就因宗室赵氏一支居住于此而得名，并成为台州赵氏的聚居中心。

　　南宋宗室的文化水平普遍很高，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如台州赵氏宗室中有名的就有南宋台州朱子学代表人物赵师渊、赵师夏，我国著名海外交通史《诸蕃志》作者赵汝适，轰动世人的黄岩“宋服之冠”墓主便是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澐。

　　宋廷为了安置高级宗室官员，想的一个绝妙之法是任命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不厘务”官，给官衔、给俸禄，但不得分享政治权力。因此，台州就专门为宗室设有“添差不厘务官”，包括“戚里”一员、“东南第四副将本州驻扎”一员、监当三员、岳庙五员。

　　宗室不再被“圈养”，他们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表现非常突出，为南宋台州科举贡献了55位进士。在台州为官的也有一大把，如赵彦卫任台州通判时，饶有兴致地踏访了“高宗幸台州”故地，留下了一段珍贵的记录。此外，还有赵子砥、赵令詪、赵汝愚、赵必愿、赵伯圭、赵公介、赵彦纾、赵崇鐌等台州知州都有宗室背景。

　　南渡台州的名门望族中，有钱氏、王氏、陈氏等等，当中数钱氏最为出名。钱家在台州府城中有规模浩大的“钱丞相府”，他们不仅留下了后人，更将钱氏相府家印、钱氏大铜瓶、钱王铁券拓本及摹本、钱王铁券箱、钱氏铜鬲、《钱氏家谱》、钱氏事迹碑拓片等大批文物都留在了台州。

　　此时的台州，“陶和染醇，文物滋盛”，有了和合之气的熏陶，多了醇厚儒学的洇润，开始以胜壤而名垂天下，从原先的羁縻之地、贬谪之所蜕变成人们向往的“乐郊”，也逐渐成为重臣名流乐于任职的“乐国”。

　　台州号称人文荟萃的“人物渊海”，“官守者，寓游者，于此多瑰杰焉”。官拜平章政事的毕士安，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章得象，南宋名臣、文学家、词人李光，朱熹门人詹仪之、黄?，婺学事功派代表人物唐仲友，官拜焕章阁学士的沈作宾，官拜左丞相兼枢密使的李宗勉，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南宋大诗人、江西诗派后劲曾幾，中兴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等大批政坛、文坛名流纷纷来台州任职，曾任台州知州的毕士安、元绛、谢克家、沈与求、孙近、李光、赵汝愚、李宗勉、包恢等人后来都位至宰辅。

　　“中州名公卿萃于郡”的壮观景象，既体现了台州非凡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推进了台州的发展。

　　三

　　有海纳百川的魄力，也有自我创造的能力，这是宋代台州最珍贵的人文力量。南宋台州迸发出了内生活力，走出了谢深甫、钱象祖、杜范、贾似道、叶梦鼎、吴坚、谢廓然、陈骙、谢堂等9位宰辅，其中前6人位至丞相，开始强势输出文化和政治。南宋共有宰相56位(一说62位)，台州籍的就占了近九分之一。他们与寓居台州的宰辅们一起左右朝局近60年，在那个宰相任期较短、频繁更迭的年代，需要多强的实力才能支撑这样的辉煌啊！恭宗朝的太皇太后谢道清甚至还直接掌控了南宋王朝的生死存亡。这时的台州绝对是政治史上的顶峰时代。

　　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台州就像赤城的霞标一样光芒万丈。在台州知州、后来官至宰辅的李宗勉眼中，台州是“东浙名郡”，诗人黄远眼中是“江山潇洒”的“乐国”，在金石家洪适眼中是“平时从容、见谓无事”的安乐窝，俞建笔下是“一时人物汇征林立”的“东州之冠”，史孝祥的“文物盛州”、黄淮的“浙左望郡”、贾南金的“在浙名邦”，都奇情壮采地讴歌了繁荣的台州。

　　丢失了京都的南宋无法实施辅郡制，像过往一样在都城周边州府搞四五个辅郡，但实际上，临安府周边设置的几个府和军级机构已经体现了类似的意图，而且也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辅郡圈”，流行类似于我们今天副中心城市的说法。宁波号称“股肱辅郡”，湖州自称“行都辅郡”，嘉兴、严州、徽州、台州等地都称“辅郡”，而温州因在台州之南，也蹭上“次辅郡”的流量，而且这并非文人的自嗨之举，官至宰相的黄岩人杜范在一次奏章中就将两浙百姓称为“畿辅之小民”，说明辅郡之实在官方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了这么多名流大咖的加持，台州的地位和影响大大超越了原先的辅郡，台州的文化自信也达到了高潮。当时台州文人写起文章来都非常高调：临海人陈耆卿编写《嘉定赤城志》时，自豪地说：“台为名邦，且称辅郡。”天台人宋之瑞撰写《天台图经》时也说：“翠华南渡，密迩行都，始为辅郡。”天台县尉黄阁的《清平阁记》称：“宋兴二百余年，车驾幸钱塘，而台为之辅……”还有人委婉地说：“(台州)实为辅郡。”

　　早在北宋，宰臣李纲就请朝廷按军事的重要程度，在各州府圈定了帅府11个、要郡39个、次要郡38个，台州就已经被列为次要郡。到了南宋，升级为辅郡的台州城，战略位置更为突出，政治上称为“名邦辅郡”，军事上称为“浙左股肱”。这与宋代以军为州的军州体系有关。辅郡的军事自然是要特别重视的，所以宋代是台州府城墙维修次数较多的时代，也是防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重要时期，城墙形制愈臻完善、基本定型。东城墙内迁，东湖成为护城河，城墙从泥土夯筑改为砖石包砌，大大提升了防御和抗洪能力，自此也奠定了城墙的基本框架；增设了捍城、护城等形制，增高加厚了城墙，增加了装饰作用的城楼，矗然伟观，又便于瞭望预警；而且城墙虽屡遭洪灾损坏而坚决不迁，大概就是出于战略防御的考量，也体现了王朝固守江南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