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前，我骑着一辆二手的重型东方牌自行车，车后绑着一个木书箱，就这样骑入了桐峙中学。在这里，我遇见了影响我一生的老师余海鸥。

　　语文老师余海鸥戴眼镜，平日里很古板，不苟言笑，但在课堂上，他常被同学们逗笑。

　　余老师笑起来并不好看，但他的笑声后劲很足，给同学们带来了求知的乐趣。

　　高二结束，语文课代表小方同学因故遗憾辍学，我接替了这个位置。此后，我经常钻进余老师的宿舍，直到半夜，看一些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看到余老师背着相机出去采访，看到那种潇洒劲，我内心充满了渴望，想当记者的理想油然而生。

　　一个周末，学校附近的乌石头村举行开桥仪式，余老师带我参加。那种说不出来的特别感觉，我至今难忘。

　　高中3年，特别是高三，学校的校刊和广播室，我乐此不疲地参与。油印的校刊《桐中魂》和《校运会》，我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在余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我获得了两次市级征文比赛二等奖。可惜奖状不慎丢失，甚感遗憾。

　　还有更遗憾的。1991年，老家发生水灾，远在云南服兵役的小青年给父亲发了四个字的电报“速告近情”，结果邮局错译成“速来近情”，差点让乡邻连夜买机票去云南。当时，我化名“青橄榄”写了一篇题为《军营孝子问灾情，邮局烽火戏老农》的新闻稿发到《台州日报》。

　　见报后，邮局脸丢大了，马上到乡邻家致歉，乡邻满世界找“青橄榄”，我一直不敢承认，报纸也没有收藏，怕邮局找我麻烦。

　　虽然那篇新闻我死不认账，但是知情人都知道出自我的手笔。这是我第一次见报的处女作，当时把时间记错成1989年，所以一直查找不到这张报纸，非常遗憾。

　　多年后，我让余老师再帮我查一查，时间确实是1991年9月1日《台州日报》第2版刊发的，题目是《电文译错一字，险酿“烽火戏老农”》，和我投稿的题目不同，难怪我找不到了。

　　高中3年，对于普通的乡下学生，在语文老师的影响下，写作方面能有这番小成就，也很不错了。

　　高中3年弹指一挥间。高考落榜后，家里发生变故，我不得不随父亲去建筑工地搬砖。其间我断断续续搬砖5年多，手掌上的老茧至今隐约可见。

　　搬砖的日子度日如年，我苦中作乐，看到废旧报纸捡起来看看，写点日记消磨时间，买几本名著度过漫漫长夜，写作的老本行总算没有丢掉。

　　搬砖期间，余老师结婚还邀请我和小方同学参加。那时，余老师已经在报社做记者了。

　　2000年后，已近而立之年的我下决心离开工地，在民办学校做了两年教师。春节期间，我在临海市区遇到余老师。在他的办公室，我看到几个记者正将自己发表的新闻作品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当时，我就涌上一种强烈的愿望：有朝一日，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剪报本。

　　因此，2003年做民办教师期间，有校友问我愿不愿意去公安系统干宣传时，我巴不得马上就去。

　　之后，我在椒江公安局干起了专职宣传工作，余老师就在报社做记者。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三天两头往报社跑，经常“倚小卖小”，在报社见人就喊“师叔师伯”。其实，好多记者年纪比我还年轻很多。

　　记得一个冬夜火灾现场，还是下半夜，我拿着自己买的凤凰205A胶片机就出门了。在拍摄救火的新闻照片时，全身被消防水枪打湿。

　　第二天，我带着洗好的照片，骑着自行车送给报社编辑。编辑老师说图片拍摄质量很一般，根本不能用。天哪，那可是我在火灾现场冻了两个多小时的劳动成果呀！我站着傻了。

　　站了半个多小时后，编辑说给我用个文字稿，问我是不是可以走了。我又一下子开心地跳了起来，跑出报社。

　　在椒江公安局的第三年，余老师陪我一起去路桥数码城，帮忙挑选数码相机和二手笔记本电脑，配齐了新闻人的必备工具。

　　10年后，我离开椒江，辗转来到临海，还是一直干公安宣传工作，一干就是21年。逢年过节，我总要给余老师发个信息致谢。遇到一些自己不满意的文章和图片，一如既往地请教老师。

　　每年教师节，我都精心编制问候短信发给余老师致谢。记得2018年教师节，我苦思冥想了一句“让搬砖的手再握笔杆”的致谢词，还将这句话刻在陶瓷杯上，做成有意义的纪念品送给恩师。

　　今年，余老师就要退休了，谨以此文感谢让我那双搬砖的手再握笔杆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