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墙上，就挂着两幅书法。一幅是族亲治洲伯题赠的“寄闲斋”，这是我为自己想的第一个斋号，大约取自十年前，坐那儿写成的文章，有时会在末尾加上“某年某月，于寄闲斋灯下”。另一幅，单书一个“缘”字，落款中有我的姓名，且附了“小友”这一尾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唤作“小友”。如此称呼我的人，就是春晖先生，那一年，先生70岁，我23岁。

　　而我在更小一点的年纪，就已经知道春晖先生，临海的街面上，有不少他所题的招牌字。那时候，我还只是书法的门外汉，但先生的字，往往俊秀，逸气扑面而来，好认、好看，耐看，实在令人不能忘记而乐意琢磨！先生落款，通常就写“春晖”二字，因而圈外人大多不知他本姓为何。想起我与先生初见，身边的朋友们争相喊着“项老师”，我还在好奇谁是“项老师”，人缘竟这样好！待他铺纸挥毫——春、晖，哦！项春晖老师！“原来您就是春晖——哦不，项老师！”恰好也在现场的、我的作家同事卢俊先生，顺势就把我推介了出去，实际上就是帮我向项老师索一幅墨宝。鹤发童颜的项老师亲切应允，并主动问我要写些什么。当时，我正担任单位旅游节目的编导，为了纪念这场旅途中的相逢，遂以孟浩然的诗句“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作答。项老师从口袋中掏出证件卡，用其裁得一张四尺斗方，而后欣然命笔。那是在桃渚石柱峰下的民宿里，时值乙未初秋。

　　就这样和项老师相识了！我到现在都一直这样称他，他是有许多技艺和思想上的见识值得吾侪学习的。当然，要向新朋友们介绍他时，我会用“项先生”，临海方言里的先生不唯独指性别，也每每表示敬重，或还有点普通话中“某某老”的意思。

　　项老师也有要用到“先生”来称的人，比如“万先生”，即《台学源流述要》的著者万德懿。万先生原系安吉孝丰人，中年后客居临海，在今三台坊26号的小院里安了家，直至终老。他颇有学养，主业律师之外又富收藏，是临海历史上最早公开教授书法课的老师之一，项老师与他的缘分便在此。在项老师的回忆里，万先生风度极好，个子高，着装讲究，常穿一件黄色风衣、戴一顶礼帽。这是项老师十六七岁时的记忆，不再多了。诚然，项老师科班学习书法，是比较早的。

　　凡熟稔于某项技艺的人，都会有鲜明的“行业”模样，项老师写书法时的状态，就很符合我们对“书家”的想象与认知。清瘦的他早就有一头晶亮的银发，现在连“寿眉”也渐渐白出来。惯常的四尺对开宣拿纸镇一压，项老师站定提笔、微微俯身——他腰板与脚步尚稳实，除写小字，大概都不用坐着。连写一两小时的春联，亦如此。

　　看戏去，唱的人热情，听的人激动；看写字，挥笔者恣意，围观者畅快！写字时，总要有点迅疾的跌宕，才具吸引力！“拗柴”“折枝”，太造作了。且看项老师，浓墨饱蘸，驰之、涌之，便到墨涸，枯藤如索，犹坠千斤！顿挫间，还仿佛有酒劲倾洒，怎不引人拍手叫好？什么样规格的纸、什么样的纸性、什么样的笔墨、什么样的内容……这些都不要紧，项老师作品的布局，往往随形而佳，抱柱长联也不会拣字凑成，却原来，他并不是专职的“书家”，是了，“书家”哪有专职的？项老师有很扎实的美术功底，得过名画家的教授，年轻时又经营过包装印刷厂，纸面上美的名堂，他太清楚了。

　　我颇不能忘记项老师写的几幅行草，笔墨淋漓而豪逸。他初学颜楷、曹隶，后来研习“二王”，坐在冷板凳上下足了苦功。若只用一个词来形容项老师的书作，很难，我到底也还是“晚学外行”，但想起他那“老临海”的儒雅，想起他仍旧中气十足的谈吐，于是，便有了“雄秀”。雄秀，也是临海城显著的气质。

　　搞文艺的人，对待生活怎么样，作品也就是怎么样，差不离。项老师每日过得细腻而洒脱，经历的人和事，看得真，也看得淡，笔墨燥不起来。

　　哦对，项老师还懂格律，会写近体诗，因此他的书作并不只是抄录别人的诗文。当然，项老师一直讲自己“并非诗人”，大约古早的、严苛的程式与他兴来拈笔、旨在天趣的创作观不甚相配，但他的“诗兴”总在生长，娱己娱人者不少。

　　有次，我们一道去括苍黄石坦采风归来，路过水库征迁后的里程村，项老师生了一点感怀，写下一首七绝：初夏枇杷恰半黄，游人络绎满篮装。为寻庄主不知处，道是移民去远方。村子里有没有他的故旧，我没有问，但以他极好的人缘，在小城随处碰到一位熟人，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还有一回，我们到尤溪龙门看恐龙园，项老师信意吟来：“仿佛倒回千万年，吼声零乱闹山前。最怜诗友童心在，攀上龙身当马鞭。”我们随他打趣完那位玩耍的女诗友，转头也不禁“对号入座”，认为项老师就是在写自己——他才是一行中最有童心的。

　　光阴荏苒，富有童心的项老师今年已迈80虚岁了，开始经常对我这90后戏称自己是80后。在那些时候，我感觉项老师确凿的年轻着，甚至认为那样一位晚睡晚起的“老顽童”拥有比我辈更开张的活力与激情，但项老师，是服老的，他只是不怕老，他和我们聚餐，多要喝酒，那白酒小盅，一口一口“偷偷”喝着、加着，不让我们察觉、不让我们阻拦，任那一二两“钓诗汤”啜落肚，再把三五分醉意分与满座。

　　项老师在人前总是夸我、抬爱于我，言辞溢美，常常令我羞愧难当，惟一句，我愿长久受着而自得，如是道：“我是可以同杨凯喝酒的人！”充满侠义的爱护，消弭了近半个世纪所差的身份与阅历的隔阂。

　　我真是和项老师一起喝过许多场酒，最远的，到了祖国北部边陲乌兰察布，那是我大学同窗挚友樊瑞的家乡。他新婚之时，我撰了一首藏头诗请项老师大笔书就，寄奉遥祝，谁曾想，我们三人间的缘分会远不止此。却原来，项老师伉俪好远游避暑，又恰在乌兰察布置有一处别业，还偏巧与樊瑞的家一街比邻！这相距千里的缘分怎不教人感叹？

　　所以，癸卯盛夏，我和项老师相继踏上塞北边城。他见证了我与樊瑞毕业时订下的“十年之约”，樊瑞亦和项老师成了忘年之好。那一日，在项老师的内蒙古家中，我与樊瑞共同经历的星沙雪、草原风，都在他笔下化作“南北情”深深凝聚。那一日，我和我的“忘年交”“海涯交”相伴左右，时空皆不能阻隔情谊生发——我，实在是很幸运而幸福的！

　　不知道许多年前，项老师面对诸如周沧米、刘乙秀等长者，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他应该也是睁大炯炯的双眼，打开赤诚的心扉，也或许，他只是静静地听，像此刻的我一样，默默感知他不曾体会的一切得失与悲欣，与一些或早或晚要来的人生境遇提前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