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人的读书之风素为台州之冠，自宋以后历盛不衰。这不仅因为有官办的州学、县学，更因为有许多的官创民办的书院。

　　临海记载最早的书院建于宋代。较早的书院是宋代景定三年(1262)由台州郡守王华甫创建的上蔡书院。上蔡书院与一位理学名家有关，这人就是谢良佐。

　　谢良佐，河南上蔡人，字显道，元丰时进士，官至朝奉郎散骑尉。与游酢、吕大临、杨时一同受业于“二程”，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著有《论语集解》等书。据说，谢良佐学识过人、博闻强识，称引前史可以不差一字。他自律甚严，听了“明道玩物丧志”的警语，背汗面赤。有人问势利，他说“打透此关十余年”了；又问色欲，则说“断此二十年”了，足见其平时的修为。

　　谢良佐因遭党禁而死，其子谢克家、谢克念避居台州。当时的台州郡守在修郡志时访得谢克念的儿子，礼遇有加，于是祀谢良佐于州学，让其后代有生活保障。再后来，王华甫当郡守，在东湖创建了上蔡书院。咸淳二年(1266)，王华甫邀参知政事杨栋为书院山主，后又请理学名家王柏(号鲁斋，何基高足)前来书院讲学，并编有《上蔡书院讲议》。至元十三年(1276)，书院遭火灾，迁到白云山，明代又三次重修。上蔡书院跨越宋、元、明三朝，是浙江著名书院之一，在元代还是全国四十一所著名书院之一。

　　临海的书院虽然创设于宋代，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唐代。唐代的郑虔诗、书、画俱佳，被玄宗誉为“三绝”。他是广文馆的首任博士，晚年贬官至台州。郑虔看到台州的文化比较落后，即以“教化”为己任，选择民间子弟以教之。郑虔聚徒讲学之处，虽然没有“书院”的牌子，但其形式和实际情形都与后来的书院没有多大区别。由此，他也一直被尊称为台州文教的先驱。

　　书院与府州县学有所不同，这和书院的来历有关。唐时，藏书和修书的地方称书院。到五代后，书院成为名人讲学之所，讲授方式比府州县学灵活，更具个性，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旁及史书诗文。主持者称“山长”或“山主”。临海东湖书院留下的条规中就有“书院之设，所以造就人才。各生童自忖学力已到六七分者，来院肄业，易于成就，如荒落浮浅，大远程度，不必徒劳往返”之句，这说明书院不以普及教育为主，而是供人深造。所以，冯甦在《东湖书院缘起》中说：“书院之兴，以广学校所未备也。”

　　按书院的传统，一个地方建书院，关键在有无名人、学者。所以冯甦有“譬之棠留南国，碑竖岘山”之语，这是文化品位的标识。不过，临海的书院，尤其是官创书院实际上和府州县学是一样的，或是取而代之罢了。

　　三台书院，是清同治六年(1867)由台州知府刘璈给价归公创建的，院址选在龙顾山。这里原是杨姓女尼建的福清庵，后遭火灾，乡绅认为尼姑庵压住了龙脉，致使一郡文运不振。刘璈上任后，先后重建了正学、东湖两书院，台州读书人渐多，正愁书院不够，于是给了女尼六十贯地契钱，动工兴建了书院。他想到曾谪官临海、教化立学的唐广文院博士郑虔，于是将书院命名为“广文书院”，后来改名为“三台书院”，成了合郡举人肄业处，又称“孝廉堂”。

　　临海许多有名的书院都是士大夫赋闲后回到乡里创办的。这些人德高望重，学问又好，感召力强。白云书院就是明正统年间(1436-1449)由陈璲创办的。陈璲(1385-1466)，字廷嘉，号逸庵，临海城关人，曾授翰林院庶吉士，后迁广西、江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归家后，因热心教育，陈璲创办了学院，并著《逸庵集》《学庸图解》等。其弟子中有一些也很有成就，如陈选(中进士，授御史，巡按江西)。后来，陈选赋闲后又在龙顾山创办了“丹崖书院”，今留有摩崖。

　　明朝开始，巾山上到处都办起了书院，成了读书人最向往的地方。侍郎金贲亨在山麓建立了“崇正书院”，尚书陈函辉将别墅、读书处建在巾山塔下旧名小寒山的地方，何宽也在兜率寺南面的高霞馆建起了自己的读书处。

　　说起临海的书院，其规模都较为可观。据《临海县志·书院》中对“正学书院”的记载，可见一斑：“北为堂楼，纵二仞，横五倍之。上奉文帝、武帝神位，左右翼以平房，东西列两庑，深二筵，广四倍之，庑上亦为楼，共窗牖五十有二，南为讲堂，敞三楹，其侧为厅，厅下置考厂八间，为月课之所，斋厨庖湢及一切器具咸备；外为仪门，为两厢，东魁星阁，西先贤祠，又其外为大门，左偏园，右射圃，其隙地为阍人种莳者尚十余庙。”如此规模，确实称得上气象不凡。

　　清初，东壁书院也比较典型。这个书院是由洪若皋(人称虞鄰先生)创办的。洪若皋(1624-1695)，进士出身，当过户部郎中、江南司员外郎、福建按察司佥事等官。其父丧后不再为官，专心治学，清康熙年间(1662-1722)的《台州府志》《临海县志》就是他著述的。

　　据潘震雷在《洪志》中的记述，东壁书院在临海县西郊二十里的下塘园。靠山临水，面对平畴广野。洪若皋辞官后曾居杭州，本想在西子湖畔筑精舍以读书讲学，但因负重名，来访的人太多，常苦于应酬。为图清静就回乡了，选择下塘园这一曾是“耕夫馌妇所投足，樵叟牧童所行歌”的地方建起了书院。刚回台州时，洪若皋有感家乡人文衰歇，觉得振兴文运责无旁贷，曾怅然对他人说：文运不振“微独官斯土者之羞，抑实吾辈之责。”

　　里人中，有钱的人也会集资筹办书院。如清道光九年(1829)里人李安邦、李涉云等捐建的“宾贤书院”。有的书院虽由里人出资，但实际是官府所倡，如建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金鳌书院”就是由当时的邑令仲孙攀授命邑人叶菁等捐资创办的，又如建于同治年间(1862-1874)的“旦华书院”也是郡守刘璈命里人项靖邦等捐资创办的。

　　提起刘璈，他确实是对临海办学功不可没的人。刘璈是湖南临湘县人，自身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只是童生出身，因在左宗棠部下攻打太平军有功，于同治三年(1864)十月调到台州当知府。

　　刘璈刚上任不久遇到了一桩案子：台州守备因逼租动手打了几名童生，其中，一名叫葛詠裳的童生深感不平，就邀集一帮同窗拦截守备的轿子，并把守备拖下来痛打一顿。那位守备把这事告到刘璈那里，刘璈便把葛詠裳等三十多人关押起来。这时省里的学使吴存义来台州视察学校，不见诸生前来欢迎，一问，原来是被刘璈关起来了，吴存义很是吃了一惊，因为不明真相，他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过了一会，知府刘璈前来拜见。两人谈了一会儿，吴存义突然举了举自己的茶杯。按照常礼，上司只要举茶杯就算要送客了，刘璈只好起身告辞。这时，吴学使却也突然起身相送，刘璈连声说“大人留步，大人留步”。吴学使只顾伸手请行，送出二门，又送出大门，刘璈连连躬身，一个劲地说“大人留步”，一时受宠若惊。

　　这时，吴学使突然说道：“我不是送你这个四品黄堂的，而是送你的十年寒窗。”刘璈恍然大悟，回到衙门立即放人，此后特别重视教育，为台州文化教育做出了不少实事，许多书院的兴建、重建都与他有关。

　　据史料记载，刘璈在任知府期间，在城乡新建、扩建、重建的书院就多达十一所，各县县令也纷纷仿效，一时间，台州的文教事业大为振兴。从刘璈于同治八年(1869)重建的东湖书院来看，该书院“岁入颇饶，除盐厘捐、房租、地税、存款息银等项无定数外，共计田六百二十六亩五分五厘，计额租九百八十四石，另地二亩九分一厘，麦租四石一斗七升、豆一石一斗三升”。办书院没有一定经济实力不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临海的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

　　清朝末期，全国掀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热潮，不少学堂又选址巾山，其中创办较早、影响较大的要算朱车并创办的“自任学院”。

　　朱车并，字崇斋，从小入府学读书，当时盛行的维新思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前夕，他充补为选贡，到北京应试。在光明殿应试时，他因痛斥内政而落选。回临海后不久，八国联军就攻陷了北京。

　　他深感时尚所趋，于是致力于创办新学，于1902年在周继滢等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协助下，他选址三元宫办起了“自任学院”。在学院里，他一举改革八股课士旧制，采用天、算、子、史、英语、日语等中西结合的课来教育学生，自己还亲任文史讲席，又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教授天文、算术等课。

　　他常告诫学生：“少年莫掷光阴，到此处晴雨空谈。”他要求学生讲求科学，关心政治时事、开阔眼界，后人认为他的学院开创了台州现代文教的先河。

　　“自任书院”也是台州最早创办的私立学校。1903年，“金鳌书院”改名为金鳌初等小学堂。1905年，陈蔚文在城关创办了“近圣小学堂”。这些都是临海最早的新式小学。

　　临海巾山上的书院经过宋、明、清等历朝长达六百余年的发展，清末民初时开始式微，随之而起的是一批新式学校。而今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这里只留下旧瓦残砖可为后人凭吊。然而，那些繁荣于宋、明、清时的书院，虽然都埋没在夕阳芳草之中，但它们的确为临海这方热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它们的存在也奠定了临海丰厚的文化底蕴，至今仍在讲述着一大批饱学之士振兴乡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