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元年(762)的江南，本该是稻浪翻涌的丰收时节，却被漫天愁云惨雾牢牢笼罩。

　　北方安史之乱的战火尚未平息，中原大地经济凋敝、户籍紊乱，旧有税制已然崩坏。唐王朝的财政命脉，就此牢牢系于江南；巨额军费的重压，也毫无悬念地转嫁至东南百姓肩头。统治者加征的苛捐杂税层层叠加，将这片富庶之地拖入了赋税盘剥的深渊。

　　这一年，租庸使元载竟宣称江淮百姓“虽经战乱，犹有余资”，悍然下令追缴当地百姓近八年拖欠的租调赋税。他选派酷吏出任地方县令督办此事，征税之时全然不顾百姓是否真有欠缴、家产多寡，只要发现农户存有粮食布帛，便派兵围堵宅邸，强行分走半数财产，甚者掠夺八九成之多。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式征税，时人称之为“白著”。对稍有反抗者，官吏便施以严刑峻法震慑，致使百姓即便仅存十斛粮食也惶惶不可终日。不少人被迫背井离乡，或遁入山林泽薮沦为盗匪，地方州县官府对此束手无策，东南秩序已然濒临崩溃。

　　苛政逼反：绝境中的揭竿而起

　　台州百姓的苦难，在这场浩劫中尤为深重。史载“宝应元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叠加粮食歉收的窘境，民间早已民不聊生。隐居天台的诗人寒山曾以诗为笔，刻画下百姓的绝境：“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的粮荒之困，“朝朝为衣食，岁岁愁租调”的赋税之重，“大有饥寒客，生将兽鱼殊”的生存之艰。事实上，早在天宝三年(744)，台州、明州(今宁波)、温州沿海便曾爆发吴令光起义，东南百姓的反抗火种，早已悄悄点燃。

　　就在这民不聊生的绝境中，台州人袁晁(？—764)振臂一呼。一场席卷浙、苏、赣、皖四省的农民起义骤然爆发，如惊雷划破中唐阴霾，狠狠搅动了整个王朝的命运棋局。这场起义，绝非偶然的民变，而是时代矛盾长期积压的必然爆发。彼时北方安史之乱残部仍负隅顽抗，江淮“寇盗”伺机作乱，台州境内更是群盗蜂起、周边州县民变迭起，正是揭竿而起的绝佳时机。

　　袁晁本是临海乡间的中小地主，曾任职台州衙门的鞭背吏，日常职责是催缴租庸。这份差事，让他目睹了官吏的残暴掠夺：台州刺史史叙贪婪无度，“税外横取”不止，致使当地百姓“逃亡无数”，户籍锐减至原有半数以下；加之江南连续遭遇灾荒，“江淮大饥，人自相食”的惨状，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命运的转折，源于一次失职。袁晁因“擒贼有负”，未能完成追捕乱民的任务，竟遭鞭背之刑。切肤之痛，让他对唐王朝的怨恨彻底爆发。彼时朝廷推行“里胥有罪，辄杀无贷”的高压政策，袁晁已无退路，遂决意顺势在天台举起反旗。这里崇山峻岭、交通阻塞，进可席卷浙江全境，退可凭险固守自保，是起义的理想据点。

　　宝应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袁晁正式起兵。台州刺史史叙仓皇出逃，那些被赋税逼至绝境的百姓纷纷云集响应。凭借此前同情百姓的口碑，起义军迅速形成一呼百应之势，“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短短三个月内，义军便聚集了二十余万追随者，声势震动东南。

　　席卷四省：“宝胜”政权的抗争

　　袁晁起义的迅猛发展，远超唐王朝的预料。起义军以“为民除害”为旗帜，开仓赈济贫民、没收豪强土地、打击贪官污吏，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拥戴，势力扩张势如破竹。

　　义军采取全面出击的战略，兵分三路向外拓展：一路自天台出兵明州，越海北上直逼广陵；一路南下攻取永嘉(今温州)；袁晁则亲率主力北上剡县、越州(今绍兴)，再分兵西进江西、北插苏皖。这种主动出击的战术，打破了以往台州农民起义“保境割据”的局限，战果极为显著：西南方向，九月二十七日，攻陷信州；向北，十月初十攻克明州；向南，顺利拿下温州——《广异记》中甚至记载了温州别驾豆卢荣之妻金河公主，因梦见先人托梦警示而仓皇出逃的传说。义军还在翁山县(今舟山)建立水军基地，一路攻占乍浦、江阴、常州，另一路则直扑杭州。短短数月间，义军便连克衢、温、明、越、信、杭、苏、常等州，控制江东路大部分地区，势力席卷浙、苏、赣、皖四省，攻陷江东十州之地。

　　这一年，唐王朝改元“宝应”，并以十一月(建寅)为岁首。为彰显与唐王朝的坚决对抗，袁晁在临海建立“宝胜”(一作“昇国”)农民政权，改元宝胜寓有“胜过宝应”之意，同时推行“以建丑为正月”，即以当年十二月为新年正月，仿夏历建寅、商历建丑的历史，寓有以商朝取代夏朝的历史深意。他还搭建起自己的统治班底，任命一众农民为公卿，公然与唐王朝分庭抗礼，彰显出推翻李唐统治的坚定决心。

　　尤为特别的是义军的组织方式。袁晁摒弃了农民起义常用的宗教迷信动员手段，独创“牛酒啸结”的凝聚仪式——借用越族祭祀祖先、犒劳部众的传统，以牛酒为礼聚拢人心。这种接地气的动员方式极具号召力，令官府惶恐不安，竟下令“禁屠牛以绝其谋”，甚至对疑似参与者施行“诛及邻伍”的连坐之刑，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更关键的是，起义军切断了江南漕运与财税来源，与北方安史残余势力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唐王朝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

　　雷霆镇压：流星般的悲壮落幕

　　东南财税命脉被切断，直接威胁到帝国的统治根基。朝廷急调中兴名将李光弼(时任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率“中央军”南下平叛，军队由其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袁傪统领，部将张伯仪、王栖曜、柏良器等皆为有勇有谋的战将，甚至不乏文武兼备之才。

　　起初，面对声势浩大的义军，李光弼一开始也不敢正面硬刚，而是选择避其锋芒。不久后，在地方官吏与地主豪绅的配合下，唐军才逐步在苏南江阴、皖东铜陵一线成功阻击义军，随后又巧妙扼守浙东要冲衢州，使义军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

　　宝应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唐军在衢州大败义军，随后步步紧逼、层层推进。

　　广德元年(763)，唐代宗李豫正式即位，北方安史之乱大局已定，李光弼得以抽调主力驰援东南、讨伐袁晁。洪州刺史兼浙西处置使张镐率军进取信州，斩杀义军3000余人；曹王李皋乘势收复温州；湖州刺史独孤问俗及其部将辛敬顺，则围剿了响应袁晁起义的吴兴义军首领朱泚、沈皓。是年二月，朝廷又推行怀柔分化政策，宣布对愿意悔过自新的义军既往不咎，这一举措涣散了部分义军的斗志。与此同时，唐军大将张镐率军大举围攻，义军处境急转直下，很快被压缩至台州、温州、明州一带的狭小区域。

　　三月初四，经过连续十余场激战，双方在天台关岭的石垒寨展开决战。缺乏正规战术的义军终究不敌训练有素的唐军，袁晁兵败被俘，俘获他的是御史中丞袁傪麾下的偏将王栖曜、李长荣。

　　袁晁之弟袁瑛率领五百残部，沿永嘉、黄岩一路遁入宁海县西北40里的紫溪洞，企图从海上突围。紫溪洞地势险峻、道路幽绝，仅有一条小路可通，本是凭险据守的绝佳之地，但唐军随即切断了义军的粮道。最终，袁瑛与残部全部战死在紫溪洞口及附近溪滩。据传，战后当地百姓常能在夜间听到仿佛两军交战的声响，遂将此地称为“鬼叫滩”，足见战事之惨烈。

　　袁傪平定起义后，活捉了“宝胜”政权的“伪公卿数十人”。地方州县官吏早已备好大批手铐脚镣，满心期待将这些人五花大绑押往京城献俘邀功。不料袁傪却摆了摆手，淡然说道：“这些人不过是受压迫而被逼反的百姓，不必兴师动众折腾这一趟。”随后便下令仅对他们施以笞刑，便尽数释放。

　　(下转第6版)　(上接第5版)四月初七，李光弼向朝廷上报浙东已经平定。十一月十四，袁晁在长安被处决，这场历时一年三个月的农民起义正式宣告失败。李光弼因平叛更添一功，最终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广德二年(764)十一月，朝廷下令免除越州半年田租，免除温州、台州、明州一年的赋税徭役，以此安抚东南百姓，修复战后秩序。

　　历史回响：中唐变局的先声与印记

　　尽管袁晁起义如流星般短暂，却在中唐历史上留下了深刻而厚重的印记。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王朝由盛转衰的进程，更有学者指出，这场起义动摇了沿用300余年的租庸调制，成为此后两税法等时代大变革的先声。唐王朝不得不痛定思痛，调整赋税制度以缓解阶级矛盾，袁晁起义也因此成为唐代税制改革的重要契机。

　　对浙东地区而言，起义的影响更为深远。战乱导致人口锐减、生产凋敝，翁山县甚至因战乱被废置，经济社会遭受惨痛打击。诗人顾况任职临海时在《临海所居》中写道：“此是昔年征战地，曾经永日绝人行。千家寂寂对流水，唯有汀洲春草生。”诗句生动描绘了起义后台州的残破荒凉。据其《仙游记》记载，即便在起义平息八年后，仍有百姓避乱深山，见到外人的第一句话便是“袁晁贼平未”，战乱给民众留下的心理创伤之深，可见一斑。而诗人贯休在《送僧归剡山》中写下的“袁晁为乱处……荒林猴咬栗，战地鬼多年”，则进一步凸显了战争对绍兴等地经济社会的长期负面影响。

　　这场战事也深深牵动了当时文人墨客的心弦。年过花甲的大诗人李白听闻李光弼军队南下，毅然仗剑离家，请缨报国，可惜半途因病折返，怆然赋诗，留下“天夺壮士心”的遗憾，成为他壮志未酬的绝唱。杜甫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迫切渴望，在《喜雨》中发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的呐喊，期盼这场战乱早日平息，百姓能重归清平生活。战事平定后，皇甫冉、李嘉祐、刘长卿等诗人纷纷撰诗歌颂平乱将领李光弼与袁傪，“兵连越徼外，寇尽海门西”“农归沧海畔，围解赤城西”等诗句，字里行间既有对将领平乱的崇敬，更饱含对山河重安、百姓归耕的欣慰。

　　战后，在官方支持下，人们在石垒寨修了李相公庙，宁海建了临淮王李武穆庙，以此颂扬平乱主帅李光弼，而黄岩永利桥旁曾有灵济庙也因此战而得名。

　　时光流转至明末清初，身处改朝易代乱世的诗人龚鼎孳，在“贰臣”的身份困境中饱受争议，心境也多了一份看透世情的苍凉。他在诗中发出“到头恩怨知谁是，田窦袁晁尽可怜”的悲慨——无论是争权夺利的权贵，还是揭竿而起的草莽，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下，终究都是身不由己的牺牲品，他们的恩怨、成败与荣辱，最终都归于“可怜”二字，沦为历史的尘埃。

　　作为唐朝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袁晁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充分展现了江南百姓反抗压迫的不屈精神。此后东南民变绵延不绝，大历年间，歙州便又爆发了方清、陈庄起义。这场起义如同一面镜子，清晰照见了中唐时期政治的腐败与民生的疾苦，更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如今，天台石垒寨的残垣断壁、宁海紫溪洞的民间传说，仍在无声诉说着这段尘封的往事。后人在凭吊古迹之余，既能读懂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兴衰轨迹，也能体悟到抗争之于历史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