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蜷在临海与三门交界的褶皱里，一个叫宁和岭的地方。说是岭，其实是一条硬朗的山脊，像是大地陡然绷起的一条筋骨。几个小村子——岭头、外汪、里冬、上山罗——如骨节般缀在筋骨两侧，合称“里冬”。我的童年，便悬在这条山脊的最高处。

　　我念书的小学叫里冬小学，躺在我家门前那片空地上。那是一幢很老的木楼，一个“L”形的影子，构成了我儿时的整个世界。七间两层的屋子连成一排，东边搭出一间矮厨房，楼梯就嵌在厨房与木楼的缝隙里。记忆的开端，我还不是学生，却已是这里的常客。

　　吸引我的东西很多，老何老师最是特别。他鼻梁上架着两个圆玻璃片，厚如酒瓶底，用铁丝箍着，看人时脖子总要往前抻，眼睛在镜片后瞪得老大。每天清晨，他就蹲在厨房边的石阶上，从怀里掏出个带毛的短木棍，打开铁盒，蘸些白粉，然后塞进缺牙的嘴里来回搅动。不一会儿，雪白的泡沫就从嘴角涌出来，有时甚至漫到厚厚的玻璃片上。我远远地瞧着，又惊又怕，窃窃地笑——那玻璃片是做什么用的？嘴里怎么能吐出这么多的“雪”？这两桩怪事，让老何老师成了我心中一个行走的谜。许久之后我才懂得，那东西叫眼镜，那举动叫刷牙。可在当时的山脊上，它们只是山外世界投来的两道模糊而具体的光。

　　小林老师一有空就抱着那个神秘的、带格子的大箱子，一拉一合，那箱子竟像会呼吸似的发出声响。他的头总微微侧着，眼睛眯成两道缝，神情里满是陶醉。那声音灌进我的耳朵，往往让我的心也跟着一胀一缩，痒痒的，又满满的。空荡荡的操场，忽然间就似乎被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给填实了。更勾魂的是午饭时分，我还在二楼教室外捡粉笔头玩，厨房的板壁缝里，就钻出一缕又一缕带着焦香的油气，那是小周老师在炒菜，偶尔的咸肉香味更是诱人。这时，我常从二楼那光溜溜的楼梯扶手上“哧溜”一声滑下来，不偏不倚，正对着那条油亮亮的略宽的板缝，看见油星在乌黑的铁锅里欢跳。

　　老师们大约是看我整日在校园游荡，便在我七虚岁那年说：“跟着试试吧，不行明年再来。”我便这样懵懂地撞进了教室。这一试，竟再也没退出来，名字总稳居成绩单的最前头。现在想来，那实在不能算个“学校”。二楼是我们的教室，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一楼是村里的养猪场。于是，我们便在琅琅书声与小猪崽的哼唧声里，度过一日又一日。知识的气息，和着牲畜暖烘烘的腥臊气，酿出山间学堂独特的启蒙滋味。

　　那时的学业十分简单，就是语文和数学两本书。开学交上一元学费，期末竟常能找回几分毛票，攥在手心里是实打实的欢喜。体育课是最畅快的时光。若是打球，几个大孩子吆喝着卸下教室的门板，架在课桌间，中间用粉笔歪歪扭扭画一道线，便是乒乓战场；更多时候是拔河，粗粝的麻绳把手心磨得发红发热，喊声几乎要掀翻木楼的瓦顶。也有实在的活计——帮老师拾柴、搬柴。我们把散落的枯枝归拢成堆，或合力抬起那些劈好的柴火，靠墙垒得整整齐齐的。空气中弥漫出松木的清香，那劳动后的疲乏里裹着一种充实的香甜。

　　美术课则带着别样的庄严。不苟言笑的陈老师，常常将一个粗陶牙罐或一只旧竹筐往课桌上一放，便让我们用铅笔勾勒静物的轮廓与光影，我们常常一画就是一个下午。世界那么大，可那时的我们总觉得，一本书，一块门板，一个牙罐，就是它全部有趣的缩影。

　　上一届十个“哥哥”“姐姐”去考初中，据说两门课凑够四十分便能录取，竟无一人上线。轮到我这一届时，十人里居然考上五个。还记得我曾代表学校去乡里参加看图作文比赛，破天荒拿了个大奖，得到一支带橡皮头的花铅笔和一个软皮笔记本，宝贝似的供了好久。

　　小学的终结，意味着那条山路的开始。我要去的下安中学在山外的平畴处，离我家足有十五里地，几乎全是山路，一直在九龙岗上盘旋。从此，我的日子被抻成了一条长长的、暗灰色的带子，一头拴着家，一头拴着学校。

　　每日清晨摸黑下山，一路小跑，约一个小时就能到学校。傍晚空腹上山，脚步重得像灌了铅，得走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家。山路的核心是那道九龙岗，尤其是岗上的枫树岭，陡得让人生畏。爬它时，我们得把身子弓得很低，像觅食的虾米，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撞，气喘得如拉风箱一般。但这里也有馈赠：说是“枫树岭”，其实山上多的是板栗树，秋天落果，冬天则落下厚厚的、黄褐色的枯叶。我们把手插进叶堆里，那干燥的、窸窣的暖意，顺着指尖慢慢地便熨帖了冻僵的心。

　　最难熬的是清明前后。浙东的山里，那是“雨做的清明”。淅淅沥沥，绵绵密密，无休无止。雨倒不怕，怕的是“春寒料峭”这四个字的滋味。我们穿着破旧的胶鞋，一脚深一脚浅地穿过两旁长满柴草的羊肠小道。等蹭到学校，裤管从膝盖以下早已湿透，沉甸甸地贴在皮肉上，凉意如细针一样扎进来，鞋袜甚至能拧出水来。我们就在校门口的水沟边，就着冰凉的山水，胡乱冲洗去裤腿上、鞋上的泥巴。那一整天，湿裤腿便靠年轻的体温，在瑟瑟的颤抖中慢慢地熬干。现在我的膝盖每逢阴雨便隐隐发酸，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纪念”。

　　然而，比这绵绵冷雨更令人心悸的，是山间骤然而至的暴雨。记得一个深秋的傍晚，平日与我作伴的表哥因故被留校。我独自一人在校门口等了将近一节课，眼见天空的乌云如泼墨般聚拢、堆叠，沉甸甸地压向山脊，我的心也跟着一直往下沉。当他终于从教室跑出来时，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便同时朝着九龙岗上拼命奔去……

　　两个单薄的身影，在蜿蜒的山路上成了被恐惧驱赶的野兔。我们不敢回头，只听见彼此粗重的喘息声和心脏撞击胸膛的巨响。山林昏暗，风声呜咽。离家约有两里地，积蓄已久的暴雨终于倾盆而下。那不是雨，简直是无数条冰冷的鞭子，带着狠劲抽打在我俩的脸上、身上，浑身生疼。眼睛被雨水糊住，脚下山路打滑。就在那被浇得透心凉的狼狈中，我听见了呜咽声——是表哥在哭。几乎同时，我也感到自己的脸上早已热泪滚涌，混合着冰凉的雨水，淌进嘴里，分不清咸涩。那一日的十五里山路，我们连滚带爬，竟只用了平日三分之一的时间。多年以后，当我站在讲台上，与学生共读莫顿·亨特的《走一步，再走一步》，读到那句“我听见有人啜泣，正纳罕那是谁，结果发现原来是我自己”时，那个暴雨黄昏的冰冷、仓皇与混合着泪水的滋味，瞬间穿越岁月，重重地撞在我的心上。原来，极度的恐惧与委屈，有时竟连自己都浑然不觉，直到被这文字一语点破。

　　冬天夜长日短，来回赶路太辛苦，父母便让我们住校。吃饭是另一门艰苦的功课。我们用铝制的饭盒蒸饭，每学期要从家里背来柴火，交给学校。柴要晒得干透，不然斤两是要被克扣的。菜呢，却是清一色的“耐储品”：咸菜，或者豆腐乳。咸菜装在罐头瓶里，头两天还带着点脆生的香气，到第三天，瓶口便开始泛起一层可疑的白膜。我们用筷子小心地挑开白膜，夹出下面颜色变得更深的菜梗，就着糙米饭，一口一口慢慢咽下去。

　　豆腐乳是奢侈品，要花钱去学校边的小店买。店老板的女儿是我的同班同学，或许因为我是班里老是考第一的那个吧，每次我去小店，她总会从红陶缸里多舀一点深红的卤汤给我。那一方小小的腐乳，被我吃出了仪式感：先用筷子尖小心地划一个“十”字，等分成四小块。早上吃一角，中午再一角，晚餐则就靠那点宝贵的卤汤拌饭，又能支撑两顿。一块腐乳，便这样严谨地规划着两天光阴的滋味。

　　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我大姐去镇上赶集，特意绕到学校来看我。她塞给我一块钱，是一张簇新的纸币，红得格外耀眼。枣红的底子上，印着一位开拖拉机的漂亮女驾驶员。我紧紧地攥着，后来怕丢，又妥帖地夹在课本里。可过了两天，它不见了。我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将每一页书都抖了又抖，终是没有找到。那一瞬间，心里空了一大块，随即涌上细密的疼，像被无数小针不住地扎着。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蔫蔫的，提不起精神。要知道，那时食堂里一份飘着零星油渣的青菜汤，才五分钱。那一块钱，可是我丢失了的二十碗热汤，是二十个藏在心底用来暖一暖身子的指望。

　　许多年过去了。里冬小学改造过的砖瓦校舍也早塌了，下安中学在1996年撤并到了东塍镇中学。那幢楼上书声、楼下猪哼的木楼，那条被我们踩得发亮的枫树岭，那浸透雨水的裤管，那发霉的咸菜和规划精确的腐乳，都沉到了时光的河底。如今，我的学生们都是坐在明亮的装有空调的教室里读书，他们的世界平坦舒适，上下学多是父母汽车接送，无需翻越那石阶铺就的崎岖陡峭的山脊，自然也就不懂得父辈们口中的“上学”二字的艰难，那是一种需要用脚步去反复丈量的长度。

　　然而，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正是在那道山脊刻下的。它用十五里山路教会我坚韧，用清明冷雨教会我忍耐，更用那个黄昏暴雨混合着泪水的狂奔教会我直面恐惧。而后，是一块豆腐乳的精准分割，让我懂得珍惜；是一元钱丢失后的长久疼痛，让我学会敬畏生活。这些印记，带着汗、沾着泥、混着泪，都深深地印进一个山里少年的生命里。它们不再是具象的苦楚，却成了我灵魂中沉默而坚实的坐标。

　　如今，当我走在任何一条平坦宽阔的路上，我总会觉得那道无形的山脊仍在脚下。它让我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也让我对眼前触手可及的安稳与丰足，怀抱着源自生命深处的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