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府城东侧，一汪东湖碧波荡漾，亭台楼阁错落其间，堤桥相连，“水光山色，涵映虚旷”。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如织、画舫轻摇，欢声笑语漫过湖面。

　　这片陪伴临海近千年的“小西子”，背后藏着一位北宋知州的传奇。他就是钱暄，《钱氏正宗谱》将其奉为“台城相府派”开派始祖，而他更为人所熟知的是“东湖之父”的美誉，他奠定了钱氏家族在台州的根基。

　　钱暄(1018—1085)，字载阳，杭州人，出身“两宋第一世家”的吴越钱氏，是吴越王钱镠的五世孙、忠懿王钱弘俶之孙、北宋文学家钱惟演第六子。他的家族声望显赫：他自己娶了宋太宗的外孙女；儿子钱景臻是驸马都尉，娶宋仁宗之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女儿嫁丞相吕公著次子吕希绩；孙子钱忱被宋神宗亲自赐名，官至荣国公；曾孙钱端礼是“南宋纸币之父”，官至参知政事；玄孙钱象祖更是官拜左丞相，四代之内“一门显赫，四代簪缨”。

　　抛开这些耀眼的家世标签，钱暄本人也是一位兼具实干与才情的地方官、水利专家，他在台州开凿东湖、修筑城墙、治理水患的功绩，至今仍被当地百姓铭记。

　　名门之后，不恋浮华爱实干

　　钱暄的家族底蕴深厚，高祖钱镠“保境安民”，奠定家族千年基业；祖父钱弘俶主动归宋，避免两浙战火，保全一方百姓；父亲钱惟演是北宋文坛西昆体代表人物，官至枢密使，在真宗、仁宗朝权倾一时。

　　生于这样的顶级豪门，钱暄却没有沦为纨绔子弟，反而“不殖财产……家甚清约”，“素好学”，博览群书。他生活的北宋文坛群星璀璨，年轻的钱暄受父亲钱惟演影响，“词学自家传”，在当时文人圈中小有名气。

　　明道元年(1032)，15岁的钱暄在洛阳与梅尧臣同游登览、作诗唱和，梅尧臣先后写下《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依韵和载阳郊外》等庚和之作，记录了春日登临郊行的雅趣，透露出二人的意气相投。景祐元年(1034)春，钱暄寄诗追忆与欧阳修在伊川的旧游，欧阳修也以《答钱寺丞忆伊川》作答，回望昔日同游之乐，寄寓故友相思之情；宝元元年(1038)，梅尧臣与钱暄在雍丘重逢，感念当年钱氏父子的知遇之恩，作诗盛赞钱氏的礼贤下士，抒发了身世与旧恩之慨。钱暄以贵胄的身份与欧、梅二人以诗文相交，成就了一段兼具文人情致与故旧恩义的交游佳话。

　　他凭借父荫入仕后稳步升迁，累官至驾部郎中。作为兵部四司之一的副长官，掌管车马、驿传等事务，已然在中央朝廷站稳脚跟。此后，他历任开州、抚州、台州知州，每到一处都政绩卓著，《(咸淳)临安志》评价他“有治绩”，“所至不为赫赫名，而既去见思”，说明他不追求轰轰烈烈的虚名，却能在离任后被百姓深深怀念。

　　嘉祐年间任抚州知州期间，钱暄以“为政平允”著称，巧妙平衡赋税征收与民生保障的关系，既不违朝廷法度，又不扰百姓安宁，深得百姓爱戴。更难得的是，近百年后，他的五世孙钱象祖于淳熙十三年(1186)也担任抚州知州，继承其优良作风，“修郡学，制祭器，出帑赈贫民”，抚州百姓感念钱氏祖孙两代的恩德，将他们一同供奉祭祀，成为宋代家族地方治理的一段佳话。

　　钱暄的才干也得到了曾巩、王安石两位文学巨匠的高度认可。曾巩为他撰写《钱暄光禄卿》任命制书，称赞他“明习吏事，劳阅有闻”，认为他是胜任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并叮嘱他“尚其祗饬，无旷尔司”，尽显期许。王安石则在《监在京都盐院钱暄比部郎中制》中褒奖他“以才能行治，进序于朝。年除岁授，既得列于五品。久于职事，法又当迁，其亦可谓宠荣光显矣”，既肯定了他的才干与品行，也认可了他多年为官的功绩。

　　浚湖筑城，破解困局除水患

　　熙宁四年(1071)，钱暄调任台州知州，接手的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临海城作为台州州治，坐落在灵江之畔，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风景秀丽却地势低洼，《临海县志》记载其“台城地卑下，秋潦暴集，辄圮溺，人多即山为居”，每到暴雨或台风季，洪水肆虐，城墙崩塌、百姓流离，不少人只能被迫上山避水，苦不堪言。

　　此前的历任知州都陷入“补墙赈灾”的循环，治标不治本：加固城墙缺土石，从远处运土成本高昂；即便修好了城墙，城内仍会积水成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钱暄没有急于动手，而是亲自实地勘察，走遍台州城内外河道，走访乡绅百姓，彻底摸清水患根源，最终想出一个“一石二鸟”的妙计：将城东低洼的水军营开凿成湖泊，用以蓄积洪水，缓解洪峰压力；将湖东的城墙移到湖西边，开湖挖出的土石正好直接就近用于新修的城墙，解决取土难题，节省运输成本。这样一来，既能防止山洪肆虐，又能抵御灵江倒灌，湖与城形成双重防洪屏障。

　　方案既定，钱暄亲临现场指挥调度，他“增治城堞，垒石为台，作大堤捍之”，不仅完成了防洪水利工程，更顺带打造了一处城市盛景。东湖开凿后，“其地几一万六千步”，面积相当可观。

　　值得一提的是，钱暄在东湖之上还修建了湖山寺，成为当时台州百姓祈福、休憩的另一处场所。湖心建有共乐堂、流杯亭，“皆址于湖心，水光山色，为春夏行乐胜境”，这一举措，比苏轼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早了好几年，钱暄也成为北宋“以湖治城，以湖惠民”理念的先行者。

　　工程落成后，效果立竿见影，困扰台州多年的水患得以缓解，百姓终于能在城中安居乐业，“民纳其惠”四字，便是后世官方对他最朴素也最真挚的赞誉。钱暄的同僚汪泌，曾作《题共乐堂》一诗，详细记录了他治水开湖的全过程，诗中“公谋得上策，叠石完城基”“开湖足取用，堤势横虹蜺”，生动再现了工程的艰辛与巧妙，结尾“庶其不朽功，上彻尧轩墀”，道尽对他的敬仰之情。

　　东湖湖心的共乐堂，是钱暄“与民同乐”理念的最好见证。他取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之意命名此堂，其意甚明。而清代徐旭旦在《共乐堂记》中则作了更加生动的注脚，他说：“台邑有东湖，犹杭之西湖、禹航之南湖，疏凿已久矣。宋熙宁间，邑守钱暄始著为游观之地。中有堂曰‘共乐’，盖与民同乐之意也。后之修建者，亦无得而更其名焉。”

　　共乐堂堂宇宽敞，四面环水，环境清雅，钱暄常在此宴请宾客、接待文人雅士，也允许普通百姓前来游览休憩，在等级森严的古代，这是极为开明的举动。这一举措被后世历代台州城主官继承，清代康熙年间知府鲍复泰就重修过共乐堂，“堂之中，匪惟诸大夫一觞一咏，即士女缁黄，莫不流连揽胜，咸喜有堂，洵共乐也”，可见“共乐”的理念，跨越数百年依然被延续。

　　钱暄还在湖中建流杯亭，延续东晋兰亭雅集的遗风，让台州士大夫有了切磋诗文、陶冶情操的场所。他亲自为共乐堂题诗，留下《题共乐堂》一诗：“疏就湖山秀气浓，花林茂列景争雄。管弦交奏客欢合，台榭竞登人喜同。环嶂鹭行飞早晚，平波鱼阵跃西东。荒芜芟去成佳致，换得汀洲月与风。”这首诗既写尽东湖从沼泽到盛景的蜕变，也尽显功成之后的自豪与惬意，更道出他的美好初心：这份美景，属于每一位台州百姓。

　　钱暄还有描写府城西郊日山的诗《游日山》：“清晨渡水陟秋山，日上高原叶叶丹。已傍松筠寻磴道，更瞻堂殿倚层峦。梁间云气蒸衣润，窗外岚光照席寒。顾我尘劳嗟少暇，暂驱熊轼一盘桓。”诗中既描绘了秋日登山的美景，也流露出他身为地方官尘劳缠身、难得闲暇的无奈，更藏着他对百姓的牵挂与对政务的勤勉。

　　台州的经历，是钱暄一生最闪光的时刻，是其简短传记中最亲民务实的一笔。他的功德深受知恩图报的台州人感念，人们将他供奉在白云山下的钱王祠和东湖书院中，还将老东城墙遗址上的道路命名为钱暄路，在东湖南门入口处立钱暄像、建载阳亭，亭前月湖清隐居北门题有“怀暄”二字，“抚景怀首功”的纪念千年不绝。

　　多才务实，传续家学有风骨

　　台州任满后，钱暄因政绩突出被调回中央，历任少府监、光禄卿、权盐铁副使等职。值得一提的是，元丰二年(1079)二月五日，宋神宗下诏“韩国大长公主姑少府监钱暄妻同安郡君可特进封永嘉郡夫人”，这份殊荣，既是对钱暄为官功绩的肯定，也彰显了钱氏家族与皇室的深厚渊源。

　　在权盐铁副使任上，钱暄展现出仁心与担当。当时朝廷“钩考诸路逋租”，派人核查各路拖欠的赋税，两浙路转运使因辖区内拖欠赋税数额较大，按照制度要被处罚。钱暄得知后，从容向神宗进言：“逋租不入，以频年饥故。今使者被罪，必亟敛于民，恐民不堪，惟稍宽乃可集。”他的话句句恳切，既点明了赋税收不上来的根源，也担忧百姓遭受催逼之苦。神宗听后，“即诏释之”，立即下诏赦免了转运使的罪责，百姓也得以喘息，这份仁心，与他在台州治水惠民的初心一脉相承。

　　此后，钱暄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继续发挥自己善于治理地方的特长，政绩斐然。元丰七年(1084)九月二十一日，“中散大夫、知郓州钱暄除宝文阁待制”，这一任命，是朝廷对他一生政绩的高度认可。当年十月初三，驸马都尉钱景臻入朝奏对，特意为父亲钱暄获任宝文阁待制道谢，宋神宗直言：“暄为郡有声，朝廷自以才用。”明确表示，钱暄能获此殊荣，是凭借自身的才干与政绩，而非驸马的裙带关系。

　　除了政绩卓著，钱暄还是一位好学的学者。皇祐年间(1049—1054)，他编纂了《后汉功臣年表》，梳理东汉邓禹、吴汉等开国功臣的世系、功绩与封爵，展现了深厚的史学功底，这部书被献给朝廷后，藏于宫廷藏书机构秘阁，可惜如今已失传。

　　元丰八年(1085)五月初一，钱暄去世，享年68岁，《续资治通鉴长编》明确记载了他的卒年与官职。钱暄去世后，葬于开封府祥符县魏陵乡，虽未归葬台州，但他在台州留下的东湖、共乐堂、流杯亭、湖山寺，以及那道保护了临海城近千年的城墙和堤坝，至今犹存。

　　钱暄留给后代的，不仅是显赫的门第和官位，更重要的是“忠孝、务实、爱民”的家风，子孙后代皆踏踏实实干实事，不尚空谈、不慕虚名，延续着他的初心。

　　如今，东湖仍是城市的“绿肺”和最受欢迎的公园，湖边的共乐堂几经重建，却始终沿用旧名，延续着“与民同乐”的理念；台州府城墙经过历代修缮，至今保存完好，城墙的根基，仍有当年钱暄留下的痕迹。

　　钱暄的一生，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功绩，也没有煊赫一时的权势，似乎也不见有“了却君王天下事”的豪情,他只是以民为本，“以百姓心为心”，为百姓解决了祸患，创造了安宁和平的生活环境。一个算不上丰功伟绩的浚湖修城之举，却为他赢得了延续千年的“生前身后名”，这样的政绩足以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