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与燕太子丹是同时代人，都是一方大国的贵族，身处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夜。在秦国朝着统一大业推进的过程中，他二人都选择了走极端。韩非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生死，要帮助秦王实现统一；燕太子丹则采取恐怖暗杀行动，以阻止秦王灭掉自己的国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他们二人都给予了负面的评价。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一个人做出的选择，将决定他的命运，这在古今都是一样的。韩非与燕太子丹都以极端的姿态出现在战国的末年，都赍志而殁，也都各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韩非(前？-前233)，韩国诸公子。他和李斯是同学，都投于赵人荀况门下。韩非口吃，但善于文字的表达，精通刑名法术之学，李斯自以为学问和才能不及这位同学。开始，韩非因见韩国在大秦的压力下日渐削弱，多次上书韩王谋画对策，但韩王平庸，听不进去，相反重用一批浮夸之人。这些人关键时刻没有主意，急难之时只能起用原先被冷落一旁的介胄之士。国家的现实情况是“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由于政治抱负不得施展，韩非只好著书立说。司马迁在《史记》里将韩非与老、庄合传，大约因为他写过《解老》《喻老》两篇文章。但实际上，韩非更关心政治，希望象他的同学李斯那样一展治国理政的才华，成为帝王之师，实现平治天下的理想。他写下《五蠹》《孤愤》《说难》等56篇十余万字文章，他的政论在当时尤其出名。他在《五蠹》里指出：古圣贤的治国理念已经过时，当今时代呼唤新圣出现。人们曾经喜谈乐道的周文王行“仁义”，地方百里而王天下，已成为历史，如今行“仁义”亡国者不可胜数。现在凭的是实力，是先进的法治。这话秦王爱听，他正在凭实力进行着一统天下的事业。有一次韩非借出使秦国的机会，上书秦王，表示自己愿意为秦王服务，并放话说：如果他不能帮助大秦完成霸业，秦王可以“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话说到这份上，秦王就动心了，想用韩非。可是李斯对秦王说：韩非可是韩国的诸公子，他能帮您灭了六国吗？这不近人情啊，他终是为着他的祖国打算，不会真为您服务的。这个人才能过人，留着是个隐患。秦王以为然，于是交给李斯处理。李斯使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了。后来秦王后悔了，要赦免韩非，可为时已晚，韩非就这样很憋屈地死了。

　　韩非抱负广大，有天下意识，热心政治，又是个学者，他没有想到自己借秦王展开政治实践，却在道义上落了下风，且忘记了孙膑与宠涓的故事。李斯击中了他的要害，帮别人灭掉自己的国家，这是要背千古骂名的。在韩非之前楚国有个伍子胥，借助吴国杀了楚平王，不过，伍子胥是为报杀父之仇，所以他的掘墓鞭尸，成为了报仇雪恨的典范。韩非作为韩国诸公子，情况又与伍子胥不同。按照儒家的理念，处于韩非的境地无非是两种选择：一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二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韩非一向认为“仁义”是过时的理念，他只讲功利，也不接受先儒的处世原则。他为了自己的理想是身败名裂在所不惜的。

　　杨子说，韩非自己作《说难》，对说服君王之难明白得很，不料自己死在游说君王上了。司马光则责其为秦国谋画，第一个要灭了自己的国家，是死有余辜。虽然韩非背了许多负面的评论，但他的著作流传了下来，也很受后人的重视，被称为“韩非子”了。

　　“此地别燕丹，壮发上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的这首《于易水送人一绝》(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骆临海集笺注》)诗可谓脍炙人口，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更是千古流传。燕丹则成为了策划恐怖暗杀行动的名人。

　　燕国太子丹曾在秦国为质，战国时，风云变幻，各国之间，忽友忽敌，国家间为加强彼此信任，往往互派王子为质。太子丹在秦国，遭到秦王的轻视，没受到应有的礼遇，心高气傲的太子丹一怒之下回国了。而此时，秦国大将王翦已攻入邯郸，灭了赵国，随即挥师中山，兵临燕地。太子丹旧恨新仇，涌上心头，誓与秦国不共戴天。他向鞠武请教，鞠武是后稷嫡脉，很有学问。鞠武劝他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与匈奴订盟，这样对秦国形成钳形阵势，合力抗秦。太子丹认为此计太缓，况别国心事不好揣摸，没有采纳。这时有秦国的樊于期将军获罪逃到燕国来，太子丹收留了他。鞠武觉得这样做更加会惹怒秦国，加速秦国对燕国的攻击，劝太子丹不要留樊将军，太子丹不听。

　　人传卫国有义士荆轲，太子丹卑辞厚礼请见之。他对荆轲说：“我想效仿当年曹沫劫齐桓公故事，使一勇士劫持秦王，令他将侵略别国之地都还回来。如秦王不肯，就刺而杀之。想来想去，只有先生可以当大任。”荆轲慨然允之。以后的事情无人不晓，不必赘言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没想到这样悲壮、隆重的送别场面，结果却是惨败。

　　荆轲的失手，引起秦王的雷霆之怒，令大将王翦灭赵后立即伐燕。燕国与秦在易水打了一仗，燕师大败。在败逃中有人建议杀太子丹向秦王谢罪，燕王无奈杀了太子丹，然而并没有使秦王息怒，秦军继续追杀燕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评太子丹：“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又论荆轲曰：“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认为荆轲之举，无异螳臂当车。当然，司马光之论后世多有不能苟同的，是因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勇气可嘉的，而且这里面尚能显示出一种至今为人称道的民族血性。韩愈《送董邵南序》开篇第一句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关于古燕文化，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谈到：殷人祖先在古燕地，西周初召公封燕，带去了周文明的因素，形成了一种更成熟的“方国文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反映了燕赵之士不服输的性格。秦灭燕也并不容易，后来，秦王建阿房宫，也是受到燕下都的启发设计的。

　　对荆轲的失手，过去有人认为他的剑术不精。清代冯大木有《荆卿故里》一诗尤其出名，诗云：“一卷舆图计已疏，单车直入虎狼都。纵然意气倾燕市，岂有功名到酒徒？空向夫人求匕首，谁令竖子把头颅。南来曾过邯郸道，试问人知剑术无？”这对荆轲也许不太公平，如果荆轲真的剑术不精，又如何在当时有侠士大名呢?其实荆轲追求的是第一套方案，即效“曹沫劫齐桓公故事”，并非真要刺死秦王，史书里写的也很清楚，说到荆轲自知事不成，骂道：“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曹沫劫齐桓公也并没有真出人命。后人将荆轲的事不成归于剑术不精并无确凿的证据。

　　尽管韩非与燕太子丹在历史上都是失败者，但历来也都各自拥有推崇者，并且他们确有过人之处。韩非在治国理论方面的贡献，使他成为政论家，燕太子丹则因为策划了刺秦王，以及举行易水送荆轲的仪式，成为文学上的一个千古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