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感旧”发生于1933年10月，他感慨于一些“新青年”并没有受过“八股”文的影响，都是新式学堂出来的，不是国学专家，但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读《庄子》和《文选》了，竟然和光绪年间的雅人一样，所缺不过是脑后的辫子。(见鲁迅《重三感旧——一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见到鲁迅的文章，劝人读《庄子》和《文选》的青年施蛰存(1905——2003，文学家、翻译家，时年28岁)以为鲁迅是专门针对他的，就写了一篇《〈庄子〉与〈文选〉》，为自己辩解说：因为曾经是国文教员，现在作编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文章太拙直，词汇太少，所以推荐了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词汇。这一辩解随后被鲁迅批为“胡涂虫”。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之一，鲁迅对社会上渐趋的复古思潮是警惕和敏感的。他曾说：“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鲁迅这一番话是有所指的。一个中学生在国文卷子上写“留学生”为“流学生”，刘半农作打油诗嘲笑他云：“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刘半农曾是《新青年》里的一名战士，是鲁迅的战友，而今作为大学教授，写诗去嘲笑一个中学生，这让鲁迅难以接受。对此记忆犹新的鲁迅看到施蛰存推荐古书，其感受是可知的。

　　当年提倡白话文的人，大都从旧垒中过来，对古书十分了解，鲁迅所以对青年人消沉于古书里深感忧虑，是害怕他们失掉了朝气和锐气。鲁迅主张青年，在社会大变局之下，多接受活学问和新艺术，这在那时的中国乃是当务之急。这一层意思，早在1928年他应《京报副刊》开列青年必读书目时，就已表达过了。当时鲁迅遭到许多误解，真知道鲁迅深意的人不多。鲁迅这回的“感旧”，自然并非针对某一个人的。然而鲁迅是要弃绝古典吗？他绝无此意，鲁迅不但是重视整理国故的，而且成绩显著。鲁迅在整理古碑、墓志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还反复校对《嵇康集》，并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鲁迅反对的只是鼓励和提倡复古之风，因为这种复古之风是于时代精神悖离的。可惜，青年施蛰存当时还不能理解鲁迅。

　　施蛰存与鲁迅的笔战逐步升级，鲁迅写了《“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扑空》《答“兼示”》等文章，施蛰存也写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等。在与鲁迅争辩时，施蛰存的心态是矛盾的，鲁迅的《重三感旧——一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用的虽然是笔名“丰之余”，但据施蛰存晚年说，他对鲁迅的文风太熟悉了，从一开始就知道文章是鲁迅所写。1929年施蛰存与冯雪峰一起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时，即与鲁迅有过交往，他主编《现代》杂志，也经常发表鲁迅的文章，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几家刊物都不敢登发，施蛰存在《现代》上发了。与鲁迅笔战并非他之所愿。但一方面他觉得推荐两本书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就想辩白清楚，没想到越描越黑；另一方面，他又有些后悔为这件事与鲁迅打起笔战来，让旁人看热闹。如此一来，他一面说不再争论，一面又很不甘心地讥刺鲁迅，给人一种“挥了几拳”，“飘然远引”的感觉，致使鲁迅开始称他是“遗少的一肢一节”，后来则直斥他为“洋场恶少”了。施蛰存则自嘲云：“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又说：“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打了几拳’，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不幸一语成谶，与鲁迅的笔战，在日后使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96年出版的陈潄渝《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将鲁迅和施蛰存争论的文章集在一起，施蛰存作为反面的教材。2000年出版的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没有提到他，2005年出版的吴中杰《海上学人》，写到了曾和施蛰存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的朱东润和余上沅，但没有提施蛰存。2007年出版的张昌华《曾经风雅》提到施蛰存原名德普，被鲁迅斥为“洋场恶少”后改名“蛰存”，有“屈蛰存生”之意。写他和鲁迅的笔战较为简略。2007年出版的杨近平《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详实叙述了施蛰存与鲁迅争论的经过，杨近平结识晚年施蛰存，相交十几年，有过多次深谈，其论述是客观可信的。

　　施蛰存，苏汶(杜衡)、成仿吾这一些比鲁迅年轻一辈的文艺青年和知识分子，对鲁迅是尊敬的，但也并非崇拜，他们都各有主张，且十分自信。因此对鲁迅的话，一时难以理解时，也会不以为然。但事实和历史证明，鲁迅比他们看问题更深远，也更透彻，这就是他们与鲁迅过招和笔战终难取胜的原因。

　　杨近平认为，在上世纪30年代，论战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实不必看得有多么了不得。实际上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争论有利于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她说：施蛰存斗胆与鲁迅交锋和争论，“使我们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文坛的活跃、自由的气氛，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阶段。”当时人才辈出，流派纷呈，论争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