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10日，母亲因心力衰竭突然去世。我是母亲在战争年代历经艰险和苦难拉扯大的，小时候的最大愿望就是长大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还没等我好好孝敬母亲，她就永远离开了。今年是母亲诞辰百年，倍加怀念母亲。

　　母亲于1921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廿五)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今济南市莱芜区)安仙村一个普通农家。我外公是一个比较有眼光的农民，卖地筹款供我大舅舅上学，指望他通过读书改善家境。岂料他在莱芜寨里师范学校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传播的革命思想，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大舅舅的影响下，母亲在抗战期间即参加了革命活动，担任我们汶阳村的妇救会(妇女救国会)会长，并于1945年上半年秘密加入中共党组织。母亲虽未上过学，没文化，却是一位经得起严酷斗争考验的真正的革命者。

　　自从我有记忆以来，不止一次听母亲回忆起解放战争期间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情境，至今难忘。那是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发动内战，敌人又占领了我的家乡。这时父亲已参加了我党的武工队，离家闹革命。母亲也想加入武工队，拿起枪杆子和敌人斗。但那时我只有4岁，妹妹才几个月，母亲难以脱身，更重要的是组织上安排她留下来做群众工作。此时正是国民党还乡团猖狂之时，他们都是当地人，知道本地的情况，母亲明知留下来是很危险的，但想起入党介绍人尚玉福对她说的“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的话，就决计留在本村。

　　意想不到的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年秋天某日，父亲和另外4名武工队员执行任务，暗插到附近各村了解敌情，出乎意料，其中两个人叛变了，带着几十个还乡团匪徒包围了我们的村子，来抓我父亲。

　　幸亏父亲早一步得到了叛徒出卖的消息，急忙藏到村边不引人注意的一个远房侄子家里的虚棚(阁楼)上，母亲抱着我在天井里放哨。父亲刚躲进虚棚，一群还乡团匪徒便闯进了天井，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逼近我们，有几个匪徒用刺刀在家里到处戳，但没发现我父亲。于是匪徒们如临大敌一般，把母亲和我绑在一起，推到街上，叫保长敲锣把全村的人都集中到这里，当众审问我母亲。

　　母亲此时临危不惧，非常沉着，强压怒火，一言不发。突然从人群外面闪出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就是还乡团头目陈来子，邻村的逃亡大地主。他假装生气地骂道：“他妈的！没有老子的命令，谁把她绑起来的？混蛋！把这孩子绑起来干什么？赶快松开！”母亲和我被松绑了。陈来子皮笑肉不笑地对我母亲说：“大嫂，你是明白人，你要替共产党卖命干什么？共产党不长了，国军很快就把他们赶下黄河，那时候你靠谁？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母亲把脸转向另一边，拒不作答。他又走到另一边接着说：“我陈来子从来不亏待人，只要你说出他们几个藏到哪里去了，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要什么有什么。你男人只要把枪交出来，我们也不会怎么样他。大嫂，我劝你还是早点说吧！”母亲不为所动，一口咬定：“不知道！”陈来子看利诱不能得逞，就抬高嗓门恐吓道：“段爱英！你甭装硬骨头，我早就知道了，你家里是个联络站，那几个人藏在哪里你都知道，你放明白点，你眼前只有两条路，说还是不说！”母亲实在怒不可遏了，不再沉默：“哼！甭说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母亲把脸转到另一边，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任凭你怎么办吧，要话一句也没有！”这下可把陈来子气坏了，他顿时暴跳如雷，大声吼道：“臭婆娘，不识抬举，我看你再硬！”一边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往我母亲头上抽下来。我吓得使劲抱住母亲哭不出声来，母亲想保护我把头一低，这一下没抽着母亲，却抽到我的右耳内侧，一小块嫩肉快掉下来，鲜血直流，我痛得“哇”一下哭出声来。陈来子继续抽打我母亲，我身上又被抽到几下，“哇哇”大哭。在场的乡亲们先是敢怒不敢言，这时实在看不下去了，异口同声说：“孩子总没有罪啊！”敌人无言以对，一位大娘乘机把我抱了过去。母亲被抽打得满脸鲜血，陈来子停手吼道：“他妈的，你说不说？”母亲痛得浑身痉挛，可是她咬紧牙关，强忍着痛，全力支撑着没有倒下。她头脑清醒，此时脑子里又闪过尚玉福的话，更加坚强地回击敌人：“你打吧，杀吧，有武艺就用吧，要我说出来，呸！”心里清楚，可是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嘴里仍骂着。陈来子更火了，他捋捋手臂，把旁边一户人家顶大门的木棍拿来充当刑具，一只脚踩住我母亲，使劲拷打。母亲还在骂敌人，可是随着木棍不断打在身上，她的骂声渐渐低下去了。后来嘴也不能动了，浑身皮开肉绽，在血泊中昏过去了。场面惨不忍睹，在场的大爷大娘都不忍直视，流下眼泪。陈来子看我母亲快死的样子才罢手，他没得到想要的东西，没奈何收兵回城里去了。

　　乡亲们把我母亲抬到家里，隔了一天母亲就全身伤口溃烂，没一个地方不痛，仰着不行，侧着也不行，只有趴着稍好一点，夜里痛得无法入眠，整日整夜万分痛苦，难以形容，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这次母亲遭敌人毒打，所幸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未被打死，不然就没命了。父亲由于母亲的掩护逃过一劫，当天夜里转移出去，伏在野外三天两夜没吃东西，后来在一个老大爷帮助下才乔装通过敌人封锁线，找到部队。

　　自此以后，母亲白天不敢待在家里，抱着我妹妹，带着我，挎着个篮子，装着镰刀和煎饼，躲到野外自家地里，佯装干活，时刻关注村里的动向，一有敌情立即转移。有一天，我们发现村里好像有什么情况，果然，过了一会，保长刘家利(我的一个远房哥哥)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我母亲说：“二婶子，陈来子他们又来抓你了，他们已经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赶快逃吧，远走高飞，再也别回来！”母亲抱着我妹妹，带着我，当即逃离险境，去投靠亲戚。开始逃难离家还不很远，母亲还可夜里悄悄回家拿点粮食。冬天下大雪，北风一吹，道路难辨，母亲几次掉进深沟，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爬上来。后来家里埋在地下的粮食被敌人发现挖走了，唯有依靠亲戚。随着敌情的变化，我们越逃越远，但凡有点远亲关系的，都成为投靠对象。再往后逃得更远，无亲可投了，母亲只有靠乞讨养活我和妹妹。好在老乡们很善良，虽然他们自己也很穷，还匀给我们一口吃的，我们才得以活命。

　　我们家乡那一带，那时敌我犬牙交错，反复拉锯，不时交战。有时候我们正处在战场，被夹在中间，不知哪边是敌哪边是我，只听到枪声炮声大作，天上还有敌人飞机俯冲扫射，逃难的人惊慌失措，随大流狂奔。这时有人看到我母亲还抱着个孩子，就大喊：“快把孩子拽了逃命吧！”母亲把我妹妹紧紧抱着，哪里舍得拽呢，心想死也要死在一块。不幸中之万幸，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居然从战乱苦难中挺过来了。这样的逃难生活足足过了两年，直到1948年秋天我的家乡解放了才回家。

　　从这时开始我有记忆了。家里天井里的草比我人还高，房门大开着，一片凄凉。家中一粒粮食也没有，母亲只能借粮和带我挖野菜度过暂时困难。解放了，心里高兴，在那样饭食不保的情况下，她还是积极投入村里的工作。此时仍沿用抗战时的名称，她还任村妇救会长。这年秋冬之交淮海战役打响，她全力动员民工支前，组织妇女做军鞋，做好的军鞋集中到我家里堆积如山；1950年开始又积极投入支援抗美援朝工作。

　　父亲在1948年加入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三师，该师解放温州以后，父亲转到地方工作，先在宁海县桥头胡区任指导员(后称区委书记)。1953年春节后，母亲带我和妹妹到宁海与父亲团聚。这时还是供给制，吃公家的，南下干部的家属一般都在吃闲饭，但母亲不想吃闲饭，想凭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活。正好宁海县国营农场还需要人，于是1954年母亲到山头华分场当了炊事员，1955年又调到宁海南门外分场，既当炊事员，又当饲养员，养着好几十头猪，工作很繁重。由于敌人拷打留下很多后遗症，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母亲硬是扛着。1956年我二妹妹出生，母亲没法带，只能雇人带。1958年我三妹妹出生后，母亲再也无法继续在农场工作，这才辞职，操持家务。1961年我弟弟出生，家务更重了。

　　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随着父亲工作变动，我家从三门亭旁迁到临海杜桥，又迁到临海城里，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国家定量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母亲想尽办法克服困难。这时我在黄岩农校读书，母亲就带我大妹妹去挖野菜，弥补粮食不足，以南瓜、番薯等瓜菜代替粮食，以稀饭代替干饭节省粮食，采取多种办法渡过难关。母亲宁可自己少吃甚至不吃，也尽量不让我们饿肚皮。

　　父亲的工作几经调动，最后于1981年在三门县离休，父母定居海游镇。因为母亲是老党员，人品好，在所居住的南山路居民中有名望有声誉，人人皆知“刘大娘”，海游镇时任党委书记蔡祖本同志诚请她参加居委会工作。既然工作需要，组织信任，盛情难却，母亲在晚年又挑起了南山路居委会主任的担子，并获得了海游镇最佳居委会的荣誉。居委会属于最基层，工作要做到家家户户，哪怕是六楼七楼也得爬上去，如果找不到户主还得再去，有的户头去了几次才找到。搞卫生要带头去打扫公共场所。如此等等，母亲实在体力难支，但都坚持下来，直至去世。

　　母亲的一生，坚强不屈、不畏强敌、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和心中只想着他人而不为自己着想的优秀品质贯穿始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