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府城紫阳街北段有一条三大夫巷，东起紫阳街，西至璎珞街，全长191米，宽3米。这里是明代进士陈员韬、陈选和举人陈英父子的故居，曾经建有“三大夫坊”，故此巷称“三大夫”。父子三人都是有名的清官廉吏，陈员韬为官清慎，“雅尚清白”，居官二十余年，“囊无赢资”。受他影响，长子陈英“薄于世味，笃于义理，衣扉萧然，室无长物”，而且还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儿子陈选更是清约如寒士，官至一省要员却“瓦器蔬食”“行李萧然”。他们的故事至今还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明成化二年(1466)，江西建昌府新城县(今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准备在县北五里杨溪桥边建一座遗爱亭，以表彰一位值得百姓永久纪念的知县。为了做好这件事，新城县百姓纷纷主动伐木运石，很快建好了亭子，但尚缺一篇上好的碑记。于是，在朝为官的新城人潘顺、傅颙等人，便请时任太常少卿刘定之写一篇碑记，以颂扬知县的政绩。

　　刘定之(1409-1469)，字主静，号呆斋，江西永新人，官至礼部左侍郎，卒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安”。他为人耿直刚正，且谦恭勤勉，尤以文学之名享誉一时。这一年，他以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入值文渊阁，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而他要赞颂的这位知县是已经去职26年，也已经去世14年的临海人陈员韬。

　　一

　　陈员韬(1399-1452) ，字从熙，号勿斋，临海人。宣德五年(1430)进士，宣德十年(1435)至正统六年(1441)任新城知县，后历任永新县知县、山西监察御史、四川监察御史、广东监察御史、广东布政司左参政、福建右布政使等职，政绩卓著，官声极佳。

　　写这样的碑记，一般都邀请有名望的人物来操刀。刘定之既是有政治和文学地位的学者型官员，又是陈知县曾经的子民，人们认为非他这样的人不足以彰显陈知县的政绩。陈员韬是新城县非常知名的知县，歌颂其事迹的行为也早在他在任时就开始了，而且此后一直传诵不绝。

　　早在正统五年(1440)左右，那时陈员韬入仕满十年，任新城知县已六年，正是他进京向朝廷定期述职的日子。此间，他要被超级提拔的“信息”不胫而走，新城百姓都像失去父母一样伤心无助，预谋着请求朝廷让他留任。后来，陈员韬并未改任，人们才放下心来。于是当地在朝任刑部主事的丁芹，请时任内阁大学士马愉(字性和，号澹轩，明朝状元)写了一篇《赠陈知县复治新城序》以褒誉陈员韬，高度评价他在新城的突出政绩，对他“始终不懈为存心行事”的精神加以勉励。

　　正统七年(1442)，陈员韬之子陈选被提拔为山西监察御史。他在任时倡议修缮新城县先贤祠，并在祠中亲自教育学子们奋发学习、超越前贤。因此，士人们由衷感念起了陈选的父亲陈知县，又发起了一轮追思行动。当时有个因病从礼科给事中任上退下来的新城人名叫何澄(1355-1447)，他曾与解缙等人同修《永乐大典》，回乡后，每日与朋友赋诗饮酒为乐，同时也十分关心民瘼。他代表乡人请时任刑部右侍郎且以清名著称的何文渊写了《新城先贤祠堂记》，借以颂扬陈知县的政绩。为了让何文渊写好这篇文章，何澄详细罗列了陈员韬任上的各项先进事迹，共达十件之多，供何文渊参考。文中，何文渊对陈员韬“以正身心、持廉介为教本，以振举风俗、作新人材为先务”的精神及其功绩大为赞赏。

　　刘定之的《遗爱亭碑记》写得恰逢其时、恰到好处。全文非常简短，不到200字。一则是碑体的字数有限，二则避免有矜夸之嫌，只记载了陈员韬惩治黠吏、修建乡贤祠、重视教育等主要功绩，而详细的政绩，则让大家阅读何文渊的《新城先贤祠堂记》。

　　二

　　那么，是什么样的功绩，让新城人在26年后还对陈知县念念不忘，还不断地请多个位高权重的名儒大臣们为他作文褒奖呢？

　　综合几篇文章和县志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陈员韬的功绩已经达到了“下著之百姓，上闻于圣天子”的程度，而他得到百姓拥戴和上级厚爱的原因，是他果断铲除“烦苛弊习”，大力打击“奸民猾胥”，对于民生则“务崇宽简”。史志称他的“德性四时皆备”，我们可以套用雷锋同志的名言来理解：对待百姓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对待贪官像秋风般肃杀，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无情。

　　他刚直不阿，导民以正，勇于担当，清正廉洁，主要功绩有：

　　一是清除腐败官吏。打击腐败从身边人做起。刚上任时，他发现新城县衙“三班六房”中有不少狡黠小吏，怠于公事，为害百姓。他果断加以清理，改用谨慎的吏员，迅速构建称职称心的工作团队，建立清正廉明的形象。

　　二是收回豪僧寺田。摧毁滥建的祠庙二十余所，收回被豪僧侵占的废弃寺田七千余亩，并请求朝廷将此送给附近贫苦无田的民众。

　　三是解除贵族特权。当时，江西建昌有荆王府，动辄将军役作为自己的私役来使用，而且军役死后，还继续让其家中其他男丁服役，百姓为此苦不堪言，陈员韬上疏请求终止这一苛役，得到英宗同意，使六百余家劳役得到免除。

　　四是打击逃税漏税。将富人隐匿的人丁与田亩清算出来，改变了徭役、兵役不均现象，而孤寡穷弱的百姓赖以休养生息，五十余家不堪忍受徭役而常年逃亡在外的贫民得以回乡安居。

　　他“心存惠爱，政宜于民”，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受到教化，主要功绩有：

　　一是修先贤祠。县东有祭祀先贤的祠庙，年久坍圮，他倡导加以修理，并拿出工资捐款资助，建成后定期带学子前往祭祀。

　　二是重视教育。以“崇化励贤”为本，拓建县儒学，扩大招生规模。公务之余，亲自督促学子功课，经常抽查督导学业，对学子的问题谆谆教诲，终日不倦，于是“士由科贡彬彬焉接武而出”，人才不断涌现。

　　三是重贤爱能。经常造访县里知名的知识分子，如涂恢、邓时康、王湛、刘本中等人，与他们讲说经义。

　　四是兴修水利。城郊有良田多靠近河滩，频繁遭受水灾。他命人修筑堤坝，加固河岸，种上榆柳，增高桥梁，提高抗灾能力，使田亩灌溉得时，庄稼得以丰收。

　　五是断案服人。他审理案件明达有决断，使百姓令行禁止、不敢争斗，邻县乡民有纠缠不清的案子也都乐于求他来一断曲直。

　　六是珍惜民力。不轻易大搞劳民伤财的建设，无论是修缮文庙、公署、坛场，还是增建预备仓(储藏赈济粮所设的粮仓)，费用都由公家规划处置，而与民无扰。

　　七是未雨绸缪。丰年的时候预先计划，劝说尚义之家捐献粮食以备赈济之需，正统元年(1436)粮食歉收时，百姓赖此计划以存活。

　　据《新城先贤祠堂记》所说，他刚上任一个月，便实现了全县大治。又经七年积累，他的政绩更为突出，被当时著名理学家罗伦称为建昌府百年来最好的两个县令之一，所以到正德十一年(1516)修《新城县志》时，编撰者还说“自去邑迄今，军民犹诵其德”，此时距他离任已达75年之久。因此，说陈员韬是百年最贤能的知县，一点也不为过。

　　三

　　陈员韬具有“君子德化感人”的突出行政能力，往往很快就能出政绩。调任到永新县后，当地人口众多，政务繁剧，人们常年争讼不息，十分难缠。陈员韬着力打击了一两个刺头，于是，那些奸民猾吏都惧怕他的威严，收声敛迹，先前欺邻霸舍的人则仓皇逃窜。经过两个月雷厉风行的拨乱反正，永新县便宣告治理完成。

　　在后来的仕途上，陈员韬继续实践了“恩威兼济、宽严适宜”的为政之道。

　　他的威严让小人胆寒。在山西监察御史和四川巡按任上，他正色直言，不避权贵，罢免酷吏，充分展示了刚正不阿的品格和“风裁凛凛”的气质。在福建右布政使任上，有豪僧倚仗宦官的权势，霸占民田，其他官员都不敢过问，他一上任就将其绳之以法，绝不宽贷。正统十三年(1448)，明军镇压福建沙县、尤溪一带的邓茂七民变后，朝廷特派陈员韬前去安抚民众。都指挥蒋贵向部下索贿，都督范雄因病不能治军，陈员韬到任后立即将他们治罪，然后亲自率领数十人直趋延平府商议战守机宜，使人心迅速安定下来。

　　他的恩德给平民带来希望。在四川，审理释放了四十多个被冤的死刑犯，在福建又平反五十多人，保全了民变中两万七千余个胁从犯的性命。在广东，正值黄萧养作乱后不久，也是仰赖陈员韬安抚备至，百姓才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机。福建邓茂七民变后，民生凋敝，他率领府县官员抚恤百姓，召集流亡，创建公署，设立明溪寨巡检司，使社会生活和劳动生产得到恢复。

　　他恩威并济的手法在平乱安民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巡按四川时，维州大小两姓少数民族世为仇敌，相互杀伐不断，死伤无数，严重扰乱地方安宁，陈员韬亲自召集他们，晓以利害，仅凭三寸之舌，不费一兵一卒，便使两姓家族心悦诚服，一笑泯恩仇，从此相安无事。

　　景泰三年(1452)，福建漳州海盗暗中滋长，陈员韬又受命与御史等人前往攻打，可惜其间因病溘然而逝，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