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年间，台州倚江亭畔的晚风中，常能听到觥筹交错、吟诗作赋的声音，这里是王之望与他的朋友们聚会的地方。作为一位身兼政客与文人的复合型人物，王之望的南渡生活既是南宋政局动荡的缩影，亦是士大夫群体精神突围的鲜活范本。他与同时代高官显宦、文士名流之间的唱和之作，不仅记录了他们宴饮游乐的风雅场景，更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里士人心灵深处的挣扎与坚守。

　　四朝宦海：权谋与治世的张力

　　王之望(1104-1171)，字瞻叔，原籍京西南路襄州谷城(今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人。王氏家族的迁徙史，恰似一部微缩的南宋士族流亡录。自唐开元年间由闽入浙，再徙襄州，七代诗书传家的传统在建炎元年(1127)戛然而止。北宋覆灭的硝烟中，王之望背负父丧南渡，家族命运与“衣冠南渡”的国运形成双重变奏。这种“诗书—流亡”的精神基因，注定其一生在仕进理想与生存现实间反复撕扯。

　　他的曾祖王迁，家道殷实，乐善好施，公正严明，深得乡闾百姓爱戴。祖父王文“好学，有才华，诗笔清丽，所之游皆乡之贤士及时之名卿大夫”。父亲王纲是北宋元符年间进士，官至徽州通判。

　　北宋灭亡，王纲去世，守孝期间，襄州发生战乱，王之望被迫离开故土，辗转来到台州临海。先是靠荫补获官监台州盐仓。绍兴八年(1138)中进士，因才华出众而被称为“小东坡”，从此走上开挂人生。

　　他历任处州教授、荆门军知军、户部侍郎升堂谕使、川陕谕使、假礼部尚书充金国通问国信使、淮西宣谕使、左谏议大夫等职，经历了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四朝，曾在四川任职，协助大将吴璘防守川陕；参预朝廷与金和战、隆兴和议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是高宗后期、孝宗初期这段波澜诡谲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拜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

　　乾道六年(1170)退职回台州养老，乾道七年(1171)四月亡故，谥敏肃，葬在临海江南街道白岩岙村定业院(今白岩寺)旁，临海白岩岙及海乡北涧一带的王姓都是他的后裔。

　　历史上对于王之望有不同的评价，主要是隆兴政争之中，他过于战略清醒，主张：“不若移攻战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后随机制变，择利而应之。”既反对张浚的北伐之计，也不同意汤思退割地求和的做法，因此成为主战、主和两派共敌，受到双重批评和挤兑，成为各方批判的对象。这一事件折射出南宋战略决策的结构性困境。

　　但清代四库馆臣认为结合当时的历史与现实形势，客观来看王之望的主张，却是真正看透了张浚的北伐能力，也认清了当时的形势，因此称：“之望当秦桧柄国时，落落不合，人咸称其有守。其历官亦颇著政绩。”王十朋称赞他“恩威五十四郡，屹然为国长城”，楼钥赞其“养刚大不屈之气”，甚至称他是“一代伟人”，周必大也称他“世论文章事业”兼而有之。而《宋史》的缺席暗示了官方史笔的暧昧态度。这种评价撕裂，实为南宋士大夫在道德理想与现实生存间永恒挣扎的投射。

　　瓯越困居：禅房美学的精神建构

　　王之望初到台州时还未入仕，是随着宋室南渡而来，那是绍兴二年(1132)，他二十九岁。在这之前，他已经“七岁失母，逾冠而孤”，母亲、父亲在他七岁、二十四岁就已经过世，已经是非常悲催的事了。雪上加霜的是，国家也遭受不幸。建炎三年(1129)，高密人桑仲占领襄州，他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涯，先是困居四川，后来流离到了台州，他称这段经历是：“十年兵火，脱患难于中原；万里风波，从衣冠而南渡。”

　　“遭时不祥，仍以家难，流离忧苦”的王之望最终选择定居临海。一开始他对远离中原的台州相当陌生，其印象甚至还停留在古籍当中，因此在诗文中喜欢用台州最古老的旧称——瓯来称呼他的新居所：“君留蜀汉我瓯越。”“我困东瓯，姊在南越。”“况我滞瓯越，八见秋风惊。”

　　不管怎样，他还是顺从了天意，开始“余至丹丘，常寓僧舍，今六徙矣”的寺庙寓居生涯。那时，他的生活失意而清贫，国家沦丧，家庭也破碎，甚至一年之内接连有四个亲人去世，在岭南的姐姐去世三年后才得知消息，其生活的惨淡可想而知。

　　三十出头的王之望最初蜷缩在临海龙华寺禅房内。寓居的岁月，恰似檐角悬挂的风铎，终究化成他笔下的众多诗行，既在晨钟暮鼓里涤荡出空明，又在骤雨疾风中震颤着余音，龙华寺禅房成为其精神重塑的熔炉。

　　山寺的昼夜流淌着超逸的韵律。斋堂香积的炊烟裹挟着松子气息，僧袍拂过青苔石径的窸窣声惊起石坛栖鸟。他常在茶烟缭绕的禅室静观“羊乳茎犹嫩，猪牙叶未残”的野趣，用苦菜春盘佐以山泉烹煮的雨前茶，在“呼童小摘”的琐事里品咂陶潜采菊的况味。春山嫩茶的清香与松柏烟篆的氤氲交织成幕，将红尘的喧嚣隔绝在重重山门外。

　　然这方外净土终非全然超然。病躯在梅雨时节辗转难眠，长夜独对“一天月色连秋色”的寂寥，檐角下的风铎声竟幻作故园杜宇的啼鸣。案头《小乘经》的墨香里，总浮动着“三千里外”家山的轮廓，白发在铜镜里悄然丛生，犹如秋霜染透竹篱边的野菊。即便与樵渔相偕踏青，看林红纷落如雨，听溪涧泠泠似琴，也终究难解“年年羁旅地，愁绝不胜情”的郁结。

　　最是暮春时节，芒种无期，诗人凭栏望见炊烟断绝的山村，方知清修之地亦非世外桃源。青嶂合围的禅院深处，他仍要为“人多逢菜色”辗转反侧，在“忧来百虑煎”中写下“吾道讳磷缁”的坚贞。竹轩明月下翻动的书页，既承载着“觅句驱春恨”的文人雅趣，更沉淀着“半世走风尘”的沧桑喟叹。

　　这座云山深处的古寺，终成为诗人精神的镜像：檐角流云是他欲超然物外的向往，石坛栖鸟是他难舍的尘世牵念，茶烟篆影里既有“山雌慕一箪”的淡泊，亦藏着“经纶计已疏”的憾恨。当最后一缕烟篆消散在晨光里，那些交织着清寂与忧思的诗行，已然在龙华寺的砖瓦间镌刻成永恒的禅意。

　　他的私人经历和苦难成为时代的共相。在此期间，他不断写信向退居在临海的丞相吕颐浩、侍郎綦崇礼等推荐自己，通过将自己与伊尹、傅说等历史人物相提并论，试图将困顿经历包装成“天降大任”的历练履历，在溃散的旧秩序中抓住依附新兴军政集团的最后绳索，在溃散的旧秩序中重构仕进阶梯，既为个人谋求出路，也为国家贡献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达到了初步的目标。第二年，即绍兴三年(1133)，在范宗尹、綦崇礼等高官的帮助下，他因其父王纲的恩荫补了个官职，担任监台州盐仓的职务。他从龙华寺搬到了临海东部的鸿祐寺(遗址今三门县小雄金家岙村)，心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鸿祐寺，王之望晨起推窗撞见猴子在檐角荡秋千，夜里裹着漏棉絮听山鬼歌唱——这就是王之望在鸿祐寺的日常。这位南宋打工人八年换了六个寺庙当宿舍，最新落户的“山景房”还得跟野生动物抢山道走。

　　尽管穷得顿顿野菜拌海风，王之望却依然自得其乐：清晨开窗可能是朝霞浸透石佛山，也可能是台风掀翻瓦片雨；睡前读物不是志怪小说，而是立体环绕的白噪音——松涛配狼嚎，潮涌混木鱼。他硬是把《陋室铭》玩成了生存游戏：竹杖当健身环(日行三万步)，虫蛀古籍当练习册(批注比原文还密)，甚至和东汉王粲搞起了跨时空比惨大会。

　　最绝的是把谪居岁月活成了行为艺术。明明自嘲“像条被钩子扯上岸的鱼”，转头就晒九宫格朋友圈：青鞋布袜踩云海，拄杖披襟瞰群峰，配文“四海皆兄弟，此间即桃源”。有意思的是，他还模仿扬雄的《逐贫赋》和韩愈的《送穷文》，用“穷神对话体”的文学传统，专门写了一篇《留穷文》，以戏谑的口吻描述了“穷鬼”与作者的长期陪伴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幸，面对“穷鬼”的离去，作者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伤或绝望，而是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回应，认为人生自有定数，不应过于执着于贫富的变化，透露出王之望在面对困境时的不屈不挠，更有一种超越物质追求的价值观，就像他在《书怀》一诗中所写的：“东风所至处，陋境亦佳绝。”

　　他在禅房里完成对苦难的幽默消解，将流亡之所活成了诗意栖居，实现了精神的突围和重塑。

　　临海雅集：士族网络的微型生态

　　绍兴十八至二十年间，是王之望第二段较长时间居住临海的重要时期。其间，台州成为南宋侨寓名宦、文人的精神飞地，频繁举办的雅集是他们消解庙堂压力的心理疗愈场。王之望也有了更多可以一起唱和、一起倾诉的朋友。此时，他已经被任命为荆门军知军，生活开始向好，诗文也有了阳光，府城的士人雅集酝酿成的诗文充分展现了他“酷嗜吟咏，词赡而理到”的创作水准。

　　一年早春，台州城外的临江亭还裹着薄薄寒意。王之望招呼着三五好友围炉而坐，火盆上煨着新酿的米酒。前礼部尚书李擢刚在宣纸上写下“豪客争题鹦鹉词”，枢密副都承旨曹勋抚掌大笑，震得亭角积雪簌簌而落。参知政事贺允中家的侍女捧着刚折的梅花进来，绯红花瓣映着青瓷酒杯，恰似画中场景。这群文人墨客谈笑风生，把官场烦忧都抛在脑后，仿佛天地间只剩江涛声伴着诗句流淌。

　　但细究之下，这种表面的繁华其实暗藏着一种深沉的焦虑。南宋偏安江南，国势衰微，士人们虽表面上过着优渥的生活，内心却始终笼罩着家国兴亡的阴影。王之望用“歙州端恨外迁迟”一句点明了自己对仕途坎坷的无奈，而“谪仙狂监从来识，七步初看子建诗”则借曹植的故事表达了对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者的同情。这种复杂的情绪贯穿了他的许多作品，使它们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

　　如果说倚江亭是王之望社交圈的一个舞台，那么台州通判石延庆(字光锡)与谢伋(字景思)则是这个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石延庆出身越州新昌，以质性纯雅、襟怀磊落著称。然而，他最终未能实现更大的抱负，于四十九岁时英年早逝。王之望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君少有俊才，博学强记，尤工诗文。”可见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在台州期间，两人诗酒唱和，犹如琴瑟和鸣，彼此映衬，共同奏响了一曲悠扬的旋律。

　　至于谢伋，则是一位因得罪秦桧而辞官隐居黄岩县西40里灵石山药寮的学者型文人。他淡泊名利，醉心于医药研究，常常徜徉于山林之间。这位不爱热闹的隐士，偏偏与王之望最是投缘。王之望在《寄题谢景思药寮仍用其韵》中写道：“芒鞋入谷亲寻种，野服巡栏自把锄。”寥寥数语，便勾勒出谢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画面。有一年元宵，台州知州宗颖设宴遍邀名士，谢伋却闭门捣药。王之望不但不恼，反而提笔写下“博士从来文字饮，不妨聊复醉红裙”，差人连同一坛好酒送去。后来谢伋回赠药方，信笺上还画着两人常去的飞瀑，戏称这是“治官场头疼的良药”。尽管谢伋远离尘嚣，但他并未完全脱离社会，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其中。王之望对他的态度既羡慕又敬佩，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隐隐于市”。

　　除了文学圈的朋友，王之望还与许多政治人物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中，钱端礼是他重要的工作伙伴之一。两人同朝为官，经常就国家大事展开讨论，并且在私底下也互赠诗歌。在临安，两人下朝后常去西湖边散步，看画舫划过水面，总忍不住说起汴京旧事。元宵节那晚，他们挤在御街人潮中，望着连绵十里的彩灯感慨：“这灯火辉煌，倒像是把银河搬到了人间。”后来钱端礼官至宰相，王之望依然守着“钟鼎可忘情”的初心。在台州再相聚后，他们互赠梅花诗，钱府歌姬唱新词时，总要先问：“王大人可曾看过这稿子？”

　　另一好友范宗尹(字觉民)，是南宋初期的宰相，被誉为“廊庙器”。他在南渡后侨寓临海，与王之望结为至交。王之望在《赠范觉民》中高度评价他的才华：“胸怀吞云梦，豪气低华岳。”然而，面对范宗尹屡遭排挤的命运，他又深感惋惜：“乖离三四载，遣我情怀恶。”当范宗尹重获起用时，也是王之望第一个写诗相贺：“待你整顿朝纲时，别忘了给我留坛好酒。”后来范宗尹果然送来陈年佳酿，坛口封泥上还印着宰相官印。

　　因着在台州的美好记忆，王之望到四川任职八年之久后，就开始惦念起台州的生活，以及那些与他一同诗酒唱和的好友，以至到了“夜与梦相随，昼与泪俱流。山高恨不断，水阔遮无由。欲吞不下咽，欲吐不出喉。戟我胸肺间，有如鱼挂钩”的地步。他开始不断地向皇帝请宫祠，屡屡强调“些小生事并诸亲戚皆在台州”，家产和家人都在台州，姻家吴芾(长女嫁王之望长子王镛)也是台州人，前几年他还在给吴芾的诗中顽固地说：“求田问舍真长策，捧檄荣亲道更光。”努力拼搏，光耀门楣才是最大的理想。但现在他却变了，他强烈地希望朝廷能够允许其“十五年流落之身略归东南”，情真意切，触动人心。

　　但直到乾道六年(1170)，六十八岁的王之望才真正归隐临海私邸，开启“优游卒岁”的生活，他常与同庚姻亲吴芾在梅树下对弈。棋子落盘的声音里，总混着对往事的追忆：“记得钱相爷府上那株绿萼梅吗？”“贺家那个会写簪花小楷的侍女，怕是早当祖母了。”在曾孙婚礼上接过贺家送来的喜帖，贺允中的曾孙女簪着当年那支梅花金钿，恍惚间与三十多年前的侍女身影重叠。礼乐声中，他悄悄离席走到江边，听见远处传来童子清亮的诵诗声——正是自己当年在府城临江亭写下的“霓作衣裳冰作面”。浪花拍打礁石，仿佛故友们的谈笑声从未远去……

　　综观王之望的一生，是南宋士大夫在国运飘摇中寻找安身立命之道的典型样本。其寺庙困居展现的“苦难美学”，临海雅集映射的文人生态，乃至隆兴政争中的战略困局，皆是南宋士人精神史的重要切片。

　　八百载光阴流转，当现代旅人驻足台州府城，仍能听见檐角铜铎在风中轻颤——那是历史在提醒我们：所有时代的风暴，终将被淬炼成供后人品鉴的茶汤。而真正的士人精神，永远在困顿处开花，于破碎中结果，如同灵江潮水，夜夜拍打不朽的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