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至19日，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行走山河：王士性的人文之旅”分论坛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围绕王士性的生平思想、学术贡献、著作价值、历史地位、当代启示以及其与临海、与浙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系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碰撞思想火花。主办方此前发起征文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现摘取部分论文要点，以飨读者。

　　王士性与人文地理学

　　在《王士性“游仙”称号的历史建构与文化隐喻——兼论晚明士人精神的多维转向》作者林大岳看来，王士性作为明代人文地理学的先驱，其“游仙”称号的生成，是晚明文化危机的症候性呈现。通过政治人格的仙化、文学造境的玄化、民间叙事的圣化，士人群体在儒学溃败期重构精神支柱。这种重构既是逃避，更是创造——在“天崩地解”的末世，“游仙”成为连接士人理想与现实的文化脐带。重审这一过程，不仅可揭示晚明精神史的复杂肌理，更能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提供新视角。

　　《王士性论杭州城市特点的历史考察》作者王一胜说，杭州自隋唐以来成为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宗教中心，西湖又是闻名中外的游览胜地，城市特征非常明显。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杭州城市特点多有论述，这些论述至今对杭州的发展仍有参考意义，主要有三点：一、西湖对杭州城市的作用首先不在于其是游览胜地，而是杭州城市的饮用水来源，杭州平原农田灌溉水源，因此西湖是杭州城市的命脉；二、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经济中心，运河与钱塘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杭州早期城市发展中形成南北两个城市就可以看出来；三、杭州还是佛教胜地，由此形成的西湖香市不仅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也是杭州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士性所记海禁对浙东的影响》作者周运中指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深刻揭示了明代“倭寇”问题的本质。所谓倭乱实非外患，根源在于明朝内部政策失当与沿海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市舶司的裁撤导致官方贸易体系崩溃，走私猖獗，而权贵阶层与奸商勾结盘剥外商，迫使海外贸易者沦为寇盗。更关键的是，所谓“倭寇”中绝大多数实为华人，尤其是闽、浙沿海民众因生计所迫或利益驱动，假借倭名进行海上活动。王士性强调这一危机是明朝海禁政策、官商腐败与地方势力角逐共同酿成的结果，由此可见王士性对历史人文分析的客观和深度。

　　《王士性地理思想观照下的南京长江文化传承研究——基于〈广志绎〉〈五岳游草〉历史文本与文化遗产保护当代实践》作者考薇说，南京作为长江下游唯一的跨江古都，其长江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为验证与深化王士性地理思想提供了理想场域，通过《广志绎》等历史文本与南京文化遗产保护当代实践的互证，不仅重构了南京长江文化的历史逻辑，更凸显了“水性哲学”在区域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王士性地理思想不仅为南京长江文化传承提供了理论视角与方法论指导，更为长江文化公园建设指明了以文化为核心、以理论为支撑、以实践为路径的发展方向，其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将在长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持续深化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与升华。

　　潘桂倩、傅健、龚则铭合作的《浅析王士性对明代金华人文地理的认识》中指出，王士性留给后世的文献记载中包含大量金华地区历史地理及社会经济信息。例如，他对金华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物产均有所关注，《广志绎》中记载了金华地区“金之酒”的特产与“性俭啬，鲜富商大贾”，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田土半不足供”的现实困境，以及民众“多壮游在外”“入都焉胥办”“材官”“兴贩为商贾”的职业选择。对金华地区的地域性格，他也做出了“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颇负豪气”的总结。同时，他也不忘关注宗教、民间信仰问题，如对求真洞的道教景观和赤松宫黄大仙传说的探究。而在对倭患成因的分析时，也是秉持着从实际出发、躬身求实的精神，不同于把倭患简单归咎“倭夷凶悍”的官方论调，他看到了海禁政策的弊端，正视民间贸易的合理性。他的这些认知与体会，是研究明代金华的社会生产、经济发展和人文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地方的修史修志工作有重要作用。

　　王士性与方志文化

　　《人文地理学视域下的当代方志编纂范式研究——基于对王士性〈广志绎〉的分析》作者游桃琴以王士性的《广志绎》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对传统方志编纂范式的革新意义及其当代启示。游桃琴认为，传统方志因路径依赖多流于静态记述与政绩工程，而王士性通过“行走式方志”实践，构建“地理—经济—文化”三维互构理论框架，突破“述而不作”传统：理论创新——提出地理环境塑造经济选择(如浙江泽国、山谷、滨海三区划分)、解构“重农抑商”价值观(论证消费拉动经济)，并揭示文化性格的历史地理生成逻辑；方法论革新——以实证考察(如测量滇中昼长)、区域比较(如河南与山西社会反差)及战略前瞻(预警海防脆弱性)超越方志官方视角局限；实践价值——批判政策“一刀切”(赋税不公)、倡导边疆治理“在地化”(云南矿业分润制)、警示生态开发风险，为方志“资政”功能注入现实关怀。王士性范式通过动态人地关系书写、多维分析视角与经世致用导向，为当代方志转型提供了文化认同构建与地域治理参考的新路径。

　　徐媛苹、张芷馨合作了《方志视阈下王士性文献的价值维度与学术意义》，在其研究中通过对历代方志中王士性文献的系统梳理，得出以下认识：首先，方志作为特殊的文献载体，为保存王士性的学术成果提供了重要平台，其收录的诗文、论说、游记等材料，既弥补了别集流传的不足，也展现了其思想传播的地域广度；其次，王士性的多学科成就通过方志的传播，对后世的地理学、文学、民俗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桥梁；最后，方志中王士性的文献遗存，为重构明代学术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打破了“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叙事，展现了实学思潮的丰富内涵。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王士性在方志中的形象，既是其个人学术成就的体现，也是明代地域文化繁荣的缩影。其地理考察覆盖全国多数地区，文学创作涉及各地景观，民俗研究包含多民族习俗，治政实践遍布不同层级，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视野，通过方志的记载得以完整呈现。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献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更能为当代的区域发展、文化保护、民族交流等提供有益的借鉴。

　　《人地关系·区域实践·价值转化：王士性学术思想与新方志学发展的三重对话》作者朱启英认为，现代新方志学的发展，需要不断挖掘历史的智慧，守护文明根脉，为文化自信自强注入源头活水，真正践行“以史鉴今、启迪未来”的时代使命。王士性将地理、历史、民俗等多维视角融入地域研究，为新方志打破单一学科局限提供范本。探索其方法，可提升新方志对当代经济、生态、文化等复杂议题的解析能力，增强志书的综合服务功能。王士性游记文献注重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启示新方志需系统性记录文化遗产的存续状态，并挖掘其当代转化路径。王士性关注人地关系互动，契合新方志“详今略古”原则，其思想可推动方志聚焦“生态文明”“科技强国”等国家战略，通过实证性资料(如环境变迁数据、产业转型案例)为政策制定提供历史参照。王士性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可创新方志编纂范式。

　　王士性游道思想与文旅融合

　　《文旅融合驱动下王士性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活化路径》作者李跃军、姜琴君一致认为，在文旅融合成为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核心战略的背景下，历史名人文化资源作为地域文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其深度挖掘与活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王士性是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其文化资源构成体系拥有丰富的物质遗存与非物质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然而，在当前挖掘利用中存在的品牌影响力有限、资源整合不足、体验形式单一等问题。因此，在文旅融合大背景下，应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系统梳理与价值重估、内涵阐释与故事活化、载体创新与产品转化、空间整合与场景营造、科技赋能与智慧呈现、品牌塑造与传播营销、人才培养与区域合作，才能更好地促进王士性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活化。

　　《王士性的临海情韵：诗意、思想与山水的交响》作者许伟向将王士性置于家乡的地理环境下进行考察，试图从其游历的家乡每一个点去推测其背后所流露的情韵，并从这些交织的情感中总结概括出其人文地理思想，揭示其游仙文化内核。在他看来，作为中国地理学上“双子星”之一的王士性，以一种超脱尘世的姿态，在世间的万象中探寻着自我与世界的本真，不为世俗所拘，不为外物所累，尽显其真性情。王士性与临海的故事更是其中壮丽的一篇。

　　《以王士性学术思想的当代转化——兼论台州文化线路构建与创新措施》作者李妍嘉、王子昕提到，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构建起“山谷、泽国、海滨”三大文化地理区划体系。他的“人地互动”辩证观与“三游”旅游理论，不仅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先河，更为解决当代文旅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了本土化的理论方案。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空间叙事智慧，为解读台州地域文化基因、构建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学术支撑与实践指导。以王士性思想为核心进行有效的当代转化，是台州打破当前文旅发展瓶颈、打造独特文化标志的可行办法。打造“王士性‘三区’寻踪”文化线路，能把台州零散的遗产点串成一条耀眼的文化线路，形成“山和海的对话，诗与远方的交响”这样具有深度且有系统性的旅游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