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深得临海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以陈启忠为首的临海国民党顽固派，却始终站在“国共合作”的对立面，有意多方进行干扰和破坏。进步力量和顽固势力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国共合作开始筹建县政工队时，陈启忠就以“书记长”的身份，提出名单，企图包办政工队，遭到县长於树峦的抵制。接着，陈启忠提出战时动员委员会的经费要由县党部掌握，企图在经济上控制政工队，遭到各方反对，他的阴谋仍未得逞。后来，陈启忠有意介绍几个青年人进入政工队，本想这几个青年成为他在政工队里的耳目，当他的爪牙。这几个青年进入政工队以后，受到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青年的影响，积极工作，成为进步青年，陈启忠的计划又失败了。陈启忠还鼓动几个他手下的亲信插入政工队，因政工队工作辛苦，待遇低，没有一个人肯来。

　　1938年11月，曹钟麟接任临海县长，陈启忠想趁曹新上任之际改组政工队，以达到控制政工队的目的。中共政工队支部掌握这一情况后，召回各区政工队队员，召开政工队全体会员大会。会上提出，要坚持抗日团体内部的民主性质，领导人要由队员大会选举，工作方针要由会员大会决定，反对少数人作主改组政工队。正在这时，国民党台州专员邢震南来临海视察工作，邢震南是个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人。政工队就请他来参加队员大会，迫使曹钟麟不得不陪同参加会议。会上请邢震南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政工队的工作业绩，并不指名地批评了某些人干扰政工队工作的错误做法。陈启忠企图改组政工队的阴谋又破产了。

　　1939年，各专署成立了政工指导室，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CC系分子王世杰来台州专署当主任，目的是控制政工队。王世杰来到临海政工队，他要亲自甄别队员，当面口试。他问的全是些无关抗日救国的问题，对这样的考试大家都很反感。如王世杰问一位队员：“国民党党歌有几个字？”被激怒的队员反问他:“你每礼拜都念总理遗嘱，可知总理遗嘱共有几个字？”问得王世杰面红耳赤，只得宣布上午口试结束，下午开座谈会。在下午的座谈会上，王世杰又宣传CC系的反动言论，引起大家的愤怒，当场揭露他破坏团结抗日的谬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在临海国民党CC系势力较强的教育系统首先实行反共。同年2月，东山中学被省教育厅勒令停办，3月，椒江书店被查封，中共海门特别支部和东山中学支部被迫停止活动。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在中共台属特委领导下，海门党组织及时采取应变措施，将林尧调台属特委机关工作，将东山中学张燕、王福林等3人调到桃渚区，使之继续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另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转到路桥及黄岩君毅中学等处工作和读书，并在该校建立中共党支部，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临海城区，国民党顽固派加快了反共步伐，新任县长王文贵着手改组政工队，委任县政府秘书、国民党顽固派周善扬为政工队副队长，CC系分子姚烈为干事长。原为发动民众团结抗日的政治工作队，被改造成为他们反共的工具。中共临海县委按照上级指示，有计划地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逐步退出政工队。到1940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把政工队改为“青年服务队”时，原在政工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已全部撤出。

　　(转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