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府城的巾子山下，灵江在脚下缓缓流淌，巾山群塔静静矗立。如今游人拾级而上，大多是来访古庙、看古塔、观江景，很少有人知道，五百年前，这片山林里，曾有一座玉辉堂。

　　明正德十二年(1517)岁暮，一场大雪降临台州，一群志趣相投的读书人从四方而来，会聚巾山，围炉讲谈，论学、论文、论时事。放在今天看，这就是一场跨地域的线下学术沙龙，没有课题申报、没有评审压力，只为知己相逢、思想碰撞，成就明代东南思想文化史上一段鲜活又动人的佳话。

　　这场聚会的东道主，是时任台州知府顾璘。顾璘字华玉，号东桥，是“金陵三俊”之一，年少成名，文采风流。他不是高高在上、只埋头处理公文的官员，骨子里是个爱读书、爱结交同道的文人。主政台州期间，他乐意给读书人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玉辉堂就是他专为这场风雪之会，在巾山之上营建的一处雅集之所。

　　赴约而来的几位客人可不一般。

　　远道而来的郑善夫，号少谷，闽中才子，早年是“前七子”复古阵营里的干将，写起诗来雄健跌宕，名动东南。他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舞文弄墨的诗人，一直在寻找安身立命的圣贤之学。为了问道，他从福建长途跋涉来到台州，寻访黄岩的黄绾。

　　黄绾，号石龙，王阳明的至交，浙东南阳明心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当时，他志在讲明绝学，归隐家乡，在黄岩紫霄山修建石龙书院，常年读书讲学，沉心琢磨义理。

　　一同赶来的还有仙居的王门学者应良，也曾问学于王阳明与湛若水，是浙中王门的重要学者和先驱之一，更是踏实沉静的求道者。

　　知府、闽中名士、浙东心学学人，他们从吴、楚、闽、越各地奔赴临海，因缘际会，赴这场风雪之约。

　　在这个圈子里，还有一位没能到场却始终牵系众人精神共鸣的挚友——孙太初，本名孙一元，号太白山人。放在当年，是个妥妥的“网红隐士”：常年乌巾白衫，随身铁笛、鹤瓢，不赴科举、不谋官职，走遍天下名山，后来定居湖州，和友人结成“苕溪五隐”。他偏爱道家隐逸、神仙逍遥一路，郑善夫在黄岩山中与黄绾论学时，常常写信和他辩学，苦口婆心劝他不要一味沉溺山林仙趣，回头深耕儒家圣学。黄绾后来评价：“太初之逃老归儒，皆少谷启之也。”郑善夫将一个醉心于老庄思想的人度化为儒者，可见他有何等的魅力！

　　这群人的交往，特别有意思：不必天天见面，相隔千里，靠书信持续“线上”辩学，观点可以碰撞、可以规劝，不会因为意见不同就翻脸。可惜孙太初和郑善夫一样，都英年早逝。后来，黄绾偶然看见壁间留存二人旧题诗句，想起当年互通书信、相约问道的时光，禁不住怆然落泪。一同在这个圈子里的，还有高濲、傅汝舟，都是彼此托付心事、危难之时互相照拂的知己。

　　话说那几天大雪漫天，巾山银装素裹，松枝压雪，灵江浩渺。堂名“玉辉”，取白雪如玉、清辉满堂之意。没有繁文缛节，不用讲究森严的等级。顾璘是一府之长，但在玉辉堂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守，只是同道中人。大家围坐一堂，煮酒赏雪，话题一层一层铺开：

　　先是论文，聊诗文创作，争辩一味摹古，还是要以本心载道；接着论学，辨析心学功夫，讨论何为修身、何为立志；最后放开眼界，纵论时事。正德朝时局动荡，武宗喜好巡游，朝堂多有直臣获罪，这群读书人心里都有忧虑，便借着相聚的机会，坦诚说出心中的思考与感慨。

　　放到今天来看，这和我们现在的读书会、思想沙龙何其相似：大家带着自己的思考来，允许争辩，允许保留不同看法，没有人垄断话语权。

　　郑善夫偏向豪迈，黄绾治学审慎，应良沉稳内敛，顾璘兼具文人眼界与治世经验，性格、取向各不相同，却能坐在一起畅所欲言。碑刻跋语里那句“可以观宾，可以观玉，可以观吴楚闽越之所钟，可以观天下，可以观天地”，说的不只是雪景、宾客，更是这群读书人跳出一己得失，望向天地、苍生的格局。

　　一同参与的僚属台州同知周傚、台州推官王廷表也在座，而在外为官的临海人赵渊也很想来，却被俗务牵绊，最终没能赴会，只能事后写下跋文，字里行间满是遗憾，相当于没能抢到这场重磅沙龙的入场券。

　　酒酣兴浓，众人当场赋诗唱和，即兴创作，提笔挥毫，顾璘写下《玉辉堂成有作》，开篇便是“朔风吹日夜，雪霰正飞扬”，记下眼前风雪；郑善夫作《燕集玉辉堂》，抒发知己相逢的快意；黄绾也赋诗歌颂盛会。为了把这场难得的相聚长久留存，他们决定刻石立碑：应良执笔撰写《玉辉堂记》，黄绾的弟弟黄约负责篆书碑额正文，碑阴刻了所有人的唱和诗作、题跋，也就是后世方志所载的《玉辉堂赏雪诗刻》。

　　大部分草书相传为顾璘亲笔，赵渊的跋文单独镌刻，石碑高一丈有余，立在巾山娘娘宫廊下，供后来登山的人品读。这相当于他们给这场沙龙，留下了一份公开的“活动纪要”，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世观赏品评。

　　这场风雪雅集，实实在在改变了郑善夫的思想走向。在台州，他和黄绾、应良往复论学，游走于天台山、紫霄山、雁荡山之间，黄绾兄弟还特意在紫霄山为他建了少谷亭和二公亭，他们研讨的时间长达数月。郑善夫慢慢跳出单纯追求文辞、标榜名节的局限，更加坚定“学以经世”的志向。聚会过后不久，他重返京师，面对武宗南巡的荒唐举动，毅然上书直言，遭受廷杖，几乎丧命。这份勇直，正是这段论学时光种下的底气。

　　而黄绾，也把和郑善夫相交问道的点滴记在心里，多年之后写下《少谷子传》，细致记录这位知己的一生，字里行间满是痛惜。

　　顾璘更以一府之长的身份，把巾山这座公共厅堂向四方学人敞开，让台州临海，成为正德年间东南士人往来问道的中转站。

　　很多人会误以为，古代读书人论学，都是死板地背诵经书、人云亦云，但玉辉堂这场聚会恰恰告诉我们：明代心学浪潮里的读书人，交流方式鲜活松弛。他们可以追着知己跨越大半个东南去聚会，可以写信隔空辩论，可以一边赏雪喝酒一边聊严肃的义理与时局；可以是官员、隐士、学者、诗人，身份多元，只以“道学”为纽带；欣赏彼此的才华，也会真诚指出对方的弊病，像黄绾提醒郑善夫天资太高，容易恃才自傲，缺少沉潜磨砺的功夫。这是一种很珍贵的交往：是朋友，也是学友，互相欣赏，也互相纠偏。

　　世事变迁，玉辉堂后来又被叫作总宜楼，堂上挂过“晴雨皆宜”匾额，晴可观江，雨可听山。到清末，这里还改成民办学堂，供孩童读书。只是风雨、战火轮番侵蚀，堂宇慢慢倾颓，那块承载着诗篇与思想的石碑，也遭遇火灾，文字剥落殆尽，如今实物早已无存。今天我们能读到这场盛会，全靠《台州府志》《临海县志稿》，还有黄绾、郑善夫、顾璘等人文集里留存的文字，在纸页之间，复原五百年前的那场风雪讲会。

　　此后数百年，名宦秦文、王宗沐、祁承?、孙衣言等历代文人登上巾山，寻访玉辉堂故迹，写诗凭吊，追慕先贤的风采。

　　如今我们漫步巾山，看不到玉辉堂的飞檐，也触摸不到古碑，可这场雅集的故事，依然值得我们读懂。它不是遥远、枯燥的古人旧事，而是一群鲜活的文士，在理想的感召下共同奔赴。他们也有困惑：该隐居山林，还是挺膺入世？诗文的价值在哪里？读书人的责任是什么？他们没有标准答案，于是相聚风雪之中，彼此切磋、彼此照亮。

　　风雪早已消融，亭台终会倾圮，但读书人愿意为真理奔赴、为知己畅言的热忱，不会随时间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