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人圈、“驴友”圈里，有一位大神级的人物，被时人称作“游仙”。这一奇人就是人文地理学鼻祖王士性。他不是羽化登仙的方士，却以踏遍山河的脚步、妙笔生花的文采，以及超然物外的精神，活成了众人眼中“从山水里走出来的仙人”。这位出身临海的政治家、旅行家、文学家，究竟凭什么担得起“游仙”二字？

　　要成为“仙”，首重灵气逼人的艺术成就，王士性的笔端，恰有这般仙韵。他一生著述等身，《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作品流传后世，笔下的山川不是简单的风景记录，而是融情于景的审美、寓理于境的哲思、以学资政的志向。他写天台山“万树夭桃隔彩霞，仿佛仙娥落空碧”，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仙境般的空灵；记华山险峰“骑鲸去不返，海阔天宇高”，尽显山河壮阔与人生旷达。时人评价他的诗文“飘逸如仙”，如“雪映峨眉，月坐冰壶”，又如“霄霞在握，苍翠交流”，读来如入仙境，甚至“神游八极”，既有李白的豪放飘逸，又有徐霞客的纪实之真，文字间的灵气与才情，堪称“仙才”。

　　叛逆不羁、追求自由的人格，是王士性“仙气”的又一注脚。他深受族叔王宗沐(明代海运名臣)的教育和支持，却不恋官场浮华。万历年间中进士后，历任确山知县、礼科给事中、鸿胪寺卿等职，为官期间政绩卓著，被评为“中州良吏第一”。同时，又刚正不阿，“抗论国是，天子为之敛容以听”，因敢言直谏得罪权贵也毫不畏惧。后来厌倦官场倾轧，毅然“请告归”，把仕途抛在脑后，计划在临海白鸥庄隐居，转身投入山水的怀抱。他曾说“婚嫁既毕，五岳必游”，又执著地主张无需等待、不受约束、超越功利的旅游，“遇佳山川则游”是他的行旅宣言，不等俗事了却便踏上游路，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游，不地不游，无官不游”。这种不被世俗束缚、随心而行的洒脱，正是“仙者”的真性情。

　　王士性的精神世界，早已与道家哲学、自然山水融为一体。他是浙江临海人，自豪地坐拥天台、雁荡、括苍三大“家山”，家乡的赤城霞、东湖月、巾山雨、桃源境，自幼便在他心中种下了亲近自然的种子。唐诗之路的辉煌以及明代“台荡之旅”的盛行，也促使其立下把山河装进行囊的志向。成年后遍历五岳，从泰山的雄奇到华山的险峻，从衡山的秀美到恒山的苍劲，每到一处都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搜奇履险”“探其阗邃”，在山水间体悟道家“天人合一”的真谛。他提出“天游”“神游”“人游”之说，认为最高境界的游历是“形神俱化”，自己则以“人游”之身，追慕“天游”之境。晚年归隐后，他“屏外缘，完内照”，潜心禅理与道学，精神上的超然物外，让他更添几分“仙风道骨”。

　　饮酒、修道的生活细节，为他的“游仙”形象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王士性爱酒，常与友人“方舟豪饮”“斗酒自淋漓”，在醉意朦胧中挥毫作诗，颇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遗风。他还热衷修道，与当时的文人屠隆等常谈禅论道，探讨“真性常存”“空无所待”的哲理，甚至被神学家称为“总持”。民间更有他“前身为僧”的传说，称其前世是眉山老僧，因未了尘缘托生王家，死后更是“棺轻一叶”，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闻，让他的人生更具传奇感。

　　而主流文化圈的认可与推崇，最终将王士性的“游仙”声誉定格。晚明文坛领袖王世贞赞他是“神君”，胡应麟比之为“神仙”，汤显祖和邹元标都称他“仙人”，何白尊他为“神人”，就连清代学者齐召南也写诗感叹“德业文章已炳然，宦游五岳又成仙”。这些当时顶流文人雅士的追捧，加上他踏遍五岳的壮举、流传后世的佳作，让“游仙”之名越传越广，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

　　王士性的“仙”，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而是文人精神的极致体现——以才情为羽翼，以自由为风骨，以山水为归宿。他用一生证明，不必餐风饮露、羽化登仙，只要心有丘壑、笔有烟霞，便能在尘世中活出“仙”的境界。如今读他的《五岳游草》，仍能感受到那股踏遍山河的豪情与超然物外的旷达，这就是“游仙”王士性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