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城南的灵江渡口，是台州通道的咽喉要冲，千百年来总是人车川流不息。古道上的马蹄踏碎晨霜，商队车辙碾过暮雨，却总在这里被滔天白浪生生截断，化作“招舟待济”的焦灼等待。

　　宋之前，这里一直没有桥，南北往来全凭渡船。酷暑里等船令人汗流浃背，寒夜霜降时来往的商贾蜷缩如寒鸦，更危险的是随时可能袭来的暴风雨，那些唯利是图的船夫常让超载的破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乘客时常命悬一线。

　　直到淳熙八年(1181)那个春夜，台州知州唐仲友与上级官员险些命丧渡船，这场与潮水的较量才真正拉开帷幕。

　　当年三月的子夜，上任才三四个月的唐仲友到城南迎接前来视察的常平使者。他们五更登船，老船公的竹篙刺偏了水道，在漆黑江面失了分寸，官船一直在漩涡中打转，待到东方既白才勉强靠岸。

　　浑身疲倦的知州尴尬地环顾渡口：晨雾中等待渡江的百姓已排成长龙，满载货物的商队望江兴叹，而江对岸的早市已传来第一声吆喝。此刻，他感受到的不仅是江水刺骨的寒意，更是民生疮痍的温度。

　　他向当地长者打听为何不在此建桥？父老们大吐苦水：此处潮汐涨落无常，数次动工都被江水吞噬，连江边的饭铺都被冲得七零八落。不仅技术问题难以解决，而且还有那些靠津渡吃饭的船户和两岸商户的阻挠反对，导致建桥计划屡屡搁浅。

　　唐仲友想到前阵子台州刚经历灾荒，百姓饿得啃草根，如今得到朝廷赈济稍缓危机，但若不解决这性命攸关的渡口，岂对得起“牧养一方”的职责？这桥，非建不可！

　　一

　　唐仲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两个月后，就安排官员做好部署，组建工程队，测量地形，测绘河道，制定施工方案。

　　但是“潮汐升降，经营为艰”，这是千年未解的技术困境。对于如何破题，官员和工人们都毫无经验，这非常考验文科出身的唐知州。

　　没有3D建模软件？唐仲友有更朴素的智慧。他在州衙后院建立了实验室，挖了个大水池，然后让能工巧匠按1∶100比例搭起浮桥模型，放入水池中后用竹筒控制水位涨落，反复观察潮水冲击下的变化。

　　当木制桥体在人工潮汐中稳如磐石时，围观匠人看着这个“水池里的潮涌剧场”，终于明白建桥并非天方夜谭。他们爆发出惊雷般的喝彩——这个超前千年的水利实验，竟用寸许木模降服了百丈江涛。有人后来用一句“虹影勒回天际水”，定格了这场精巧的技术浪漫。

　　南宋版“水利实验”成功后，建桥方案敲定。

　　但工程启动时，又面临着财政吃紧的问题。唐仲友一拍桌：“五县共同承担桥栏舟筏，黄岩供应竹缆，其余经费都由临海负责！”五县官员起初面面相觑，最终被一句“五邑共之，利在千秋”说服。这场南宋版“跨区域协作”，让980万文、450斛米精准落地，连日用和庆功的260石酒都落实到位。这简直就是“拼单造桥”。

　　工程很快被推进，自四月十一到九月初二，5个月不到就完工了。

　　为了加固浮桥，减少水流的冲击，人们在皇华亭(浮桥北岸)东侧筑起两道石堤，如同巨龙探入江中，堤身以巨石砌筑，内嵌铁木筋骨。桥面设计成三层阶梯如琴键错落，两侧“却月形”弧度暗合流体力学，以分散水流，南端特设夹木岸缓冲激流。最精妙的是悬浮系统：25节桥身由50艘木船支撑，桥与岸间留出15寻空隙，用6个可随潮汐升降的竹筏衔接。这些筏子由20根石柱锚定，再以26道铁锁、42根竹缆编织成“水陆蛛网”。首创可伸缩、起落的引桥结构，通过调节桥面高度适应潮汐变化，确保全天候通行。锁缆两端镇守着石狮、浮图，关键处架起木架托起横越缆绳。为保万无一失，还安排值守房，派僧人负责香火、士兵昼夜巡逻。

　　最初，百姓对于建桥半信半疑，施工中流言四起，待通行那日，所有的质疑都化作惊叹。当浮桥在灵江中长虹卧波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图谱，更是《考工记》精神的现实呈现，也恰似《天工开物》的序章，在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夹缝中生长。

　　唐知州却不敢懈怠，他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了更幽微的维度。

　　他将岁入数百缗的东湖公田划拨为维修基金，这看似寻常的财政安排，实则暗藏着突破“黄宗羲定律”的企图——通过制度性安排规避“积累莫返之害”，让公共工程不至沦为昙花一现的政绩表演。他编写了“桥防图志”，图纸编号、物料清单信息样样造册，潮汐时刻表都刻成碑文，还将废弃亭台改造成龙王庙，既镇风水又当瞭望塔，一举多得。

　　当然，建桥难，护桥更难——金石尚会被岁月侵蚀，何况这竹木铁石构筑的“生命通道”？为此，唐仲友特地写下《新建中津桥碑记》，并勒石，既铭刻当下的艰辛，更警示后人：这横跨江面的，不仅是木板石堤，更是需要代代守护的民生命脉。

　　自此，浮桥在南宋文人的笔下，既是民生工程，也是艺术意象。当技术理性遇上文学想像，宋代士大夫的执政理念便有了更生动的注脚。

　　从象山知县任上退职在家的临海人蒋鹗撰写了《江有济》三章对此作了热情歌颂，时任黄岩县尉的南宋中兴文坛重要作家孙应时参与了桥梁建设，他有感而发写了《江有梁》四章组诗。

　　孙应时的组诗铺陈极为细腻：第一章哭民生之艰，第二章赞官员之智，第三章颂皇恩浩荡，第四章期永续传承。全诗把百姓对唐仲友的爱戴推向极致，极具感染力，也表明了鲜明的观点：真正的治世能臣，既要能建桥于江，更要立法于心。

　　中国第一部司法验尸技术专著《检验尸格》的作者黄岩上珙(今温岭市温峤镇上珙村)人徐似道也作了《唐史君与正新建浮桥》一诗：

　　秋风百柁倚江皋，幻出城南不柱桥。

　　虹影勒回天际水，鹢头惊退海东潮。

　　白银阙里看车马，赤玉阑边听鼓箫。

　　硎刃有余舟楫在，待随芝检上云霄。

　　全诗通过虚实相生的笔法，将实用工程升华为精神象征：浮桥不仅是跨越江河的通道，更是连通现实与理想、见证人力胜天的丰碑，既彰显地方官员造福百姓的治世之功，也寄托着对国家兴盛、人才得用的深层期待。“虹影勒回天际水，鹢头惊退海东潮”一句，用浪漫的文笔写出了大桥的雄姿与气势，是歌咏中津浮桥的代表作。

　　藏在诗句里的治理密码十分明显：用技术驯服自然，以制度对抗时间，靠民心衡量功过。最好的政绩工程，从来都是既能扛住潮汐冲刷，又能载动诗情画意。

　　中津浮桥也因此成为中国浮桥建筑史上的一件杰作。

　　二

　　浮桥火了十几年后，却在后续的时间里经受了各种考验。

　　正如唐仲友所预料的，开始谋划时的艰难，远比不上长久维护的艰难，即便是金石那般坚硬的东西，时间久了也会被磨损、出现裂痕，更何况其他事物呢？(唐仲友《新建中津桥碑记》：“然虑始之难未若保之之难，金石至坚久犹刓而泐，况他乎？”) (下转第6版)　(上接第5版)

　　因为受到潮汐涨落的影响，浮桥每天从早到晚都在遭受撞击和颠簸，汹涌的水流不断侵蚀着桥身，时间一长，桥就支撑不住了。

　　从绍熙元年的江乙祖开始，到庆元元年的周晔、庆元二年的刘坦之、嘉定四年的黄?、嘉定六年的俞建，历任台州知州都陆续对桥进行了重修。这座浮桥注定成为南宋士大夫政治理想的试金石。

　　绍熙五年(1194)秋，也就是台州知州周晔到任的两个月之前，情况最为糟糕，台风席卷台州，“大风拔木，江海为立”，田亩冲毁，庄稼绝收，中津浮桥也被洪涛卷入东海。

　　当时，朝廷诏令天下郡县，凡是遇到灾异、水旱情况的，都要如实上奏，随后便发放粮食、捐出钱财，委派地方长官安抚百姓。临海就是需要安抚的地方之一。知州接到诏令后，商议赈济百姓之事，可灵江不通，人们出行再度艰辛。

　　庆元元年(1195)，重建工程启动，周晔展现出不同于唐仲友的治理智慧。他听人说，天台山谷间有被风刮倒的树木，可以用来建造桥梁，而且僧人们也乐意捐赠财物，于是便利用这一机遇，命令临海县丞戴若水、户曹赵汝达负责重建，并实施科学的工程管理。

　　他们筹集资金，对桥梁进行了技术性改良，改进缆索材料和连接方式，提高浮桥的抗冲击能力，打造了50艘船，建成了由25个船节连接而成的浮桥；把桥栏换成华表，在船上设置舵和桨，将木头串联成筏，用柱子系紧缆绳。如此精心改造，使得桥梁更加长久稳固。还对管理措施进行了改革，把桥边祠庙、小屋中那些坍塌的部分拆除；改革人事制度，将长久服役的守庙僧人、士兵裁减，既延续了唐仲友设置僧舍香火的传统，又以考核机制破除怠政积弊，堪称宋代公共工程管理的范式升级，彰显南宋地方行政的专业化趋势。

　　工程于10月开工，历经135天，终于建成。工程数据极具现代预算报告式的精密：共花费120万文、130斛米、70石酒，参与劳作的工匠多达8600余人。《重建中津桥记》里记的这串数字，仿佛在说：“每一文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要知道这是周知州在灾后财政窘迫的背景下，既要应对“群情嗷嗷”的民生压力，又需规避“惧不克支”的官僚推诿，而且关键是“不剥于下，民罔闻知”，革除弊政，解构了“官办工程必附私利”的权力惯性，没有常见工程中劳民伤财的潜规则，其“仁厚明达”的政治品格、“清讼省罚，调娱全安”的施政，被认为是非常高效廉洁的，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

　　知州周晔的重建之举迭代了工程技艺，更折射出南宋中后期社会治理范式的微妙嬗变。

　　时任军器少监的前台州添差通判高文虎(约淳熙九年任)应邀写了《重建中津桥记》一文，他曾参与编修《高宗实录》，以史官的素养，完整地记载了重修过程。

　　高文虎还借文章表达了“革故鼎新”的改革诉求，将矛头直指他原来的上司唐仲友，指出设桥本为惠民，收费则悖离初衷。他批评了建桥“实规截舟，以事征剥”的弊端，即借公益之名行敛财之实的“启桥钱”制度，认为这种“检匿煽虐”的制度性异化，是地方治理中“与民争利”的痼疾。他呼吁“悉捐其旧以尽惠台人”，不仅是对具体政策的修正，更是对士大夫“利寓以康”政治伦理的重申。

　　当年唐仲友建中津浮桥时，高文虎曾亲眼见到桥的落成，对“启桥钱”早已不满，只是当时没有话语权，13年后，他在文中再次表达了这一想法。这与朱熹当年弹劾唐仲友时将此作为一条罪状(朱熹称桥建成后没到一年唐仲友就收取过路费2500多贯，而且造成纠纷不可胜计)的思想一致，因此有人也认为他在弹劾事件中极力怂恿过朱熹。

　　高文虎希望“桥可损益而惠无穷已”，强调真正的善政须以制度性让利保障惠民实效，而非停留于技术性修补。他在批判性继承新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改革话语。

　　人们总是希望一劳永逸，可世间事物的兴衰变化无常。

　　嘉定六年(1213)，离上次重建已经18年。此前中津浮桥存在严重缺陷：以竹木拼凑的简易结构仅维持10余年便两次大修，20年内完全损毁。台州知州俞建发现旧桥无法修复后，决定彻底重建。

　　他突破常规做法：不按惯例摊派经费给五县，而是由州府直接统筹；选用天台山优质硬木，以超出常规数倍的厚度打造桥体；雇用工匠如同家人般优厚对待。经过精心施工，新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了工程质量的跃升。

　　竣工后，俞建特意请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撰写碑记，坦言此举虽违背“为官不留痕迹”的传统理念，但事关百姓安危必须亲力亲为。

　　文章通过具体案例揭示：优秀的地方治理既要超越短期政绩追求，又要建立可验证的长效机制。俞建既反对敷衍塞责的“无迹”虚名，也警惕标榜自我的狭隘政绩观，在勤政与实效、当下与长远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展现出宋代士大夫“经世致用”的务实品格。

　　叶适提出了检验吏治的标尺：“时之久近，可以验工之良苦；会之出入，可以较用之少多；作之缓急，可以知吏之贤否。”借俞建之口点明：为政者若以“避迹免烦”自保，实则是漠视百姓疾苦，真正的善治，须以“自烦”之担当换取“民无烦”之实效。

　　俞建的实践让人充分信服他的政治理念：为政者须在有限任期(“旦夕去”)与无限责任的张力中，以时不我待(“不敢一日怠肆”)的紧迫感应对当下问题。这种既不避历史局限又追求长效价值的治理观，既是对“永逸”幻想的祛魅，也是对“功成不必在我”境界的诠释。

　　叶适通过桥记这一微观案例，构建了“以民需为本、以实效为衡、以历史为鉴”的治理范式，既呼应了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的哲学主张，也为南宋积弊丛生的地方治理提供了改革思路。

　　三

　　当临海城外的浮桥在潮汐中沉浮，它已然成为丈量官员政治生命的量具——唐仲友初创时的技术智慧、俞建重建时的制度改良，乃至后世无数修葺者的责任担当，都在桥体的木石纹理中留下南宋中期地方治理思想的“台州样本”。

　　南宋跨越数十年的三次修建，三篇桥记，看似记录的是木头、竹缆和潮汐的较量，实则是宋代士大夫治理思想的实验田。虽时隔800年，其间闪烁的治理智慧，仍能为今人提供镜鉴。

　　一是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共治思维。唐仲友初创中津桥时，便以“五邑共之”的协作模式破解资源困局，这种跨县域的工程协作，俨然是宋代版PPP模式的雏形。周晔重修桥梁时，不仅动员官府力量，还借助寺庙僧人的捐赠，这种“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思路，和现代社区共建、乡贤助力的逻辑不谋而合。而高文虎痛斥“启桥钱”的敛财之弊，呼吁“悉捐其旧以尽惠台人”，这背后是对“公共利益至上”的坚持。这些实践与当下的跨域协作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证明公共事务从来不是“独角戏”。

　　二是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螺旋。800年前的工匠没有CAD制图，但唐仲友“以寸拟丈”的水池模型模拟潮汐环境测试浮桥稳定性，堪称南宋版的“数字孪生”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桥梁史上最早的“实验性设计”范例。周晔“变灾为材”、化危机为转机的智慧，也值得人们学习。而三篇文章共有的成本核算意识，更凸显宋代工程管理的科学精神。

　　三是制度设计要“管一辈子”。叶适看得最透，他戳破了一个真相：如果只靠某位官员的心血来潮，再好的工程也难长久。唐仲友早就留了后手——从地方财政里单列一笔“修桥基金”，年年拨钱维护；周晔更细化规则，定期考核守桥僧人、士兵，干得不好就换人。这些安排，都在构建可持续维护机制，与现代绩效考核的长效机制设计不谋而合。就像叶适说的“时之久近，可以验工之良苦”，将工程质量与官员政绩捆绑考核。这番话，简直预言了今天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

　　四是民生为本的执政底色。三次修建，都是对百姓疾苦的体察，对“设桥为民”理念的坚守。唐仲友创建浮桥，因为百姓摆渡过江“寒暑尤病”“命寄毫发”；周晔面对灾民“群情嗷嗷”，宁可自己辛苦也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担当；高文虎批判收费桥“与民争利”；俞建“利民通商，平准均输”的执政理念，皆将民生置于工程价值之首。唐仲友建桥时，把龙王庙、巡逻室都配齐，既镇水患又保安全；周太守重修时给桥加装护栏、改良船锚，生怕百姓过桥有闪失。这种“把小事当大事办”的态度，都藏着一以贯之的民生福祉理念。

　　中津浮桥的兴衰，实为宋代台州社会治理的缩影：唐仲友的“技术破局”、高文虎的“制度批判”、周晔的“危机应变”、俞建的“不以责县”、叶适的“利民不厌”，不断革新，日益进步，也揭示了古代公共工程的核心逻辑——既需征服自然的硬实力，更需“视民如子”的软情怀。

　　三座中津桥虽已沉入历史长河，但其承载的治理智慧仍在灵江潮声中回响。它们在时光长河里闪着微光，叩击着每个时代的治理者——最好的政绩，从来不是刻在碑上，而是留在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