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29年的春天，汴京译经院里新来的一位僧人成了热门话题。这位年轻的和尚，不仅通晓梵文佛典，竟还能与翰林学士们吟诗斗句，成了令文人竞折腰的传奇僧人。

　　他左手持锡杖丈量名山，右手握诗笔酬唱公卿，用三十年光阴谱写出一部“半是禅心半是诗”的精彩人生。

　　他就是活动于宋真宗至英宗朝的临海著名诗僧释长吉(？—约1066)，号“梵才大师”，祖籍岭南，在临海修行，天台宗“山家派”代表人物。

　　一

　　宋仁宗天圣年间的汴京，释长吉的出现堪称“破圈”事件。这位来自临海的僧人，本应在“青霞白云致，茂树修竹阴”的天台胜境中静修，却因“释子之秀”被选入译经院，在皇家译场与龙象高僧论道，与天下大德共译佛典。

　　释长吉初入京城应该在天圣四年(1026)，他因为“精浮图书”，精熟天台宗而被选中成为“义学僧”。位至宰辅的胡宿在《临海梵才大师真赞》中称释长吉“天圣中，至自台山，馆于辇寺”，参加朝廷组织的佛教典籍编纂工作，做的是“订正智者、慈恩二教”的工作，即整理智者大师(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典籍。

　　在京期间，释长吉参与整理台、相二宗经典并编入《开宝藏》，这是仁宗朝佛教文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间，他还参与“同编《释教总录》三十卷”，该书被后世称为《天圣释教总录》。

　　天圣七年(1029)，由于上述工作非常圆满，参与其事的释长吉获得了佛教界最高封赐——紫衣和师号：“书成(指《总录》)奏御，赐紫方袍” ，“号梵才大师”。这让他轰动一时，也为他与在京士大夫特别是在朝官员诗文唱和奠定了基础。当时集贤院名流黄鉴用“美号宠弥天，端居馆香积”的诗句赞美他的受宠和得意。

　　释长吉还是个儒学修养极深的诗人，他“善骚雅”，不仅在经论中“分缮宝典”，更将禅思注入诗笔，让枯燥的佛理化作灵动的诗行。北宋大词人宋祁称：“公资能诗，始来京师，以高言警章与士大夫相酬谢。士大夫争从之游，名彻天子，故锡命服师号。”而且“朝之名臣胜士，莫不欣挹其风，日至于室，参评雅道，间印禅理”，与其唱和的都是钱惟演、章得象、范仲淹等一时名士，每天都门庭若市、宾客盈门。

　　释长吉“行严而身修，寓旷而气安”，既能于宫阙间持紫衣袈裟与高僧论道，也能在莲社中与公卿酬唱；既有才学，又擅长交际，这让他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用胡宿的话说，具有“以实性会道，以余力工诗”的圆融，甚至还有“诗癖”，一生前后所写的诗有1000多首，还分门别类印刷了好几本集子，其中第三集《淮海丛编》由宋祁作序。他经常寄诗集给友人，梅尧臣、胡宿、林逋都对他的“三百言”“三百篇”“百余篇”印象很深、评价颇高。因此，他的诗名与释名一同震动京城。

　　释长吉的诗受晚唐体、西昆体及北宋新诗风代表人物的欢迎，胡宿称他“诗陶性情，迹安林刹，声动王城”，宋祁称赞他“墨海多雄藻”“尽把天光注言语，真将清气入肝脾”，文豪梅尧臣赞其“清气散人脾”，就连“梅妻鹤子”的林逋也忍不住写下“囊集暮云篇，行行肯废禅”，惊叹他在诗与禅之间的游刃有余。

　　释长吉是北宋诗僧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其诗歌在继承晚唐清丽诗风的基础上，呈现出北宋僧人诗作的独特风格。

　　从其仅存的几首作品来看，他的诗以三教哲学为精神内核，既渗透着“虚舟游太素”的禅道超脱，又承载着“耿介蕴国器”的儒家担当，在《游栖霞宫》的丹鼎仙境与《赠郡纠陈员外》的吏治关怀之间，建构出世与入世的双重精神维度。造境技法上，他善用“残雪半江雨”的水墨留白与“金霞苍壁”的瑰丽重彩，通过“归禽/去橹”“月华/苍壁”等动静光影的蒙太奇组合，在《题清辉堂》等作中营造出空灵深远的立体画境。语言锻造上，既具“星籥岂惟壶内景”的典丽精工，又见“瞬息人间又几年”的天然韵致，刚柔并济的修辞张力在《桐柏崇道观》中尤为显著。

　　作为士大夫化的诗僧，其诗歌常以“篆香随玉麈”的禅意解构“南华齐物语”的经典话语，用《赠台倅徐太博》中“庾楼明月”的魏晋风骨嫁接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形成古今互文的诗学空间。这种宗教体验与诗性智慧的深度融合，使其作品既保有方外之人的澄明境界，又透出“火烈金益坚”的刚健风骨，堪称北宋诗僧群体中儒释道文化交融的典型缩影。

　　释长吉的诗歌以禅道为经、诗法为纬的创作实践，不仅延续了晚唐体精工雕琢的传统，更通过三教思想的有机融合，为宋代诗僧开辟出新的美学向度，在后来惠洪、道潜等诗僧创作中可寻见其深远影响。

　　这让释长吉成为继惠崇(苏轼有著名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后北宋又一位“诗僧明星”，时人有云：“法智讲经明觉颂，慈云谈辩梵才诗。”说的是释长吉凭借诗才与法智(释知礼)、明觉(释重显)、慈云(释遵式)等名僧并立。所以后来宋祁还将整理惠崇诗集的任务交给了他，只可惜这本集子没能流传下来。

　　二

　　释长吉的禅房仿佛一座文化磁场，吸引着北宋最杰出的灵魂。史载，他当时在京师“胜流钦风，多所延供”，名流争相与他结交，“王公撇席争逢迎”“朝中半是名臣友”，大型追星场面令人惊叹。用梅尧臣的话来说则是“当时群卿士，共羡出氛埃”，官员们都羡慕他的超凡脱俗。

　　与他交往的有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宰相章得象、参知政事宋庠、著名词人叶清臣、顶流词人宋祁、隐逸诗人林逋、礼部侍郎蒋堂、太子少师胡宿等名公显宦，几乎当朝的知名人士都出动了，梅尧臣甚至全家总动员，他妻兄谢绛、妻妹夫傅莹都与释长吉交好，唱和频繁。

　　陆游在梳理宋代著名诗僧时感叹：“宋朝兴起之时，诗僧的水平虽不逊于唐代诗人，但都是仰仗诸位名公显贵才得以扬名天下。如林逋提携天台长吉，宋祁推崇凌云惟则，欧阳修结交孤山惠勤，石曼卿赏识东都秘演，苏东坡推重西湖道潜……”实际上，与释长吉交往甚密的不仅是林逋，梅尧臣、宋庠、宋祁等都是他忠实的拥趸者。

　　释长吉初次进京，便名扬天下，但他过惯了“山林之游”的自在生活，并不沉迷于京华烟云，反而“看尽尘劳息尽机”。天圣九年(1031)春，决然返回台州临海。消息传开，京城掀起一股送别热潮。

　　汴京南郊的这场送别雅集堪称大宋文坛盛事，范仲淹、梅尧臣、宋庠等十余人相送。当梵才大师带着御赐紫衣、千卷佛经与满箱诗稿登船时，汴河两岸的柳枝尚未泛黄，却已沾满了文人的离愁——叶清臣“江水望不极，杨花江面飞”的诗句，恰似为他送行的旌旗，在春风中猎猎作响。

　　这场送别的高潮，是众人联句题写数十首《送梵才大师归天台》(这里的“天台”代指台州)长卷，丞相吕夷简写下“深愧山阴许都讲，肯随支遁出尘嚣”，将他比作东晋高僧支遁；枢密使章得象感叹“京寺栖禅久，霞城去路长”，字里行间是对仙乡的向往；就连“先天下之忧”的范仲淹，也在《和僧长吉湖居五题》中借湖山风月，暗寄对梵才“宴坐静当明月坞”的歆羡。

　　明道元年(1032)，名僧释长吉回到临海，马上得到台州知州的追捧，知州让人整理出府城北固山城隍庙旁的净名庵(院址大概在今戚公祠)供其修行，后来的台州知州元绛尊称他为“净名子”。

　　在净名庵，大师进行严格的宗教修持的同时，依仗其才能和名声，大力扩建壮大了净名庵。据记载，在临海三年后，他更是成为明星式的高僧：“道益光明，台人异焉，捐金抵璧，踵往瞻事。四方来者，与麻苇俱。”日益壮大的信众群体为他带来了更多的资源，于是寺庵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约在嘉祐年间，改名为嘉祐院。

　　过了几年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寺院影响力，大师又于庆历元年(1041)至三年游历江淮之间，推销他的一大创举——在嘉祐院建一座供奉佛经的高台般若台，而佛经则由当时名公钜卿共同抄写。

　　于是，当时政界文坛又诞生了一个“网红事件”，即如宋庠所描述的“台阁方面知名士数十族，丛喜迭舍，参讫写庸”，朝廷要员和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数十家，都纷纷踊跃参与，热情地投入到抄经热潮中。这些平时批阅公文的手，此刻虔诚地抄经赠别，宰相宋庠亲自作记，称梵才“能示方便，悦可大众”，简直是佛教大众化的高手，能够将宗教功德与文人雅集完美融合，成功地吸引大批追随者。

　　三年间，梵才大师收集了宋庠、宋祁、范仲淹、梅尧臣、蒋堂等145位官员联名书写的墨宝《大品般若经》。当他从汴京再次回到临海建设般若台时，这场跨越南北的文化迁徙，早已超越了个体送别，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注脚。

　　释长吉的两次归隐，是台州文化磁场的一次盛大回流，使其修行道场，成了士大夫心中的精神桃源。当他携汴京名流手迹返归台州，不仅将“朝薰夜祓”的皇家气度注入山寺，更让台州成为士林精神的皈依。从林逋“复有伤离客，中林病过春”的怅惘，契嵩“春色佳兮春风轻，掔云袖兮趋遥征”的歌咏，到钱惟演笔下“汉苑辞千柰，仙丘访五芝”的仙气，叶清臣“春风自无定，远客又言归”的眷恋，赵概“莲社阻相亲”的失落，元绛“何时得似净名子，漱石眠云恣意闲”的叹息，无不折射出北宋文人集体性的山林情结。无数诗句如星子坠落临海，在《台州嘉祐院记》碑刻上凝成银河。

　　庆历三年(1043)的嘉祐院有安隐堂，有清辉堂，这儿成为东南文化客厅，梵才大师接连做了两件震动朝野的事：一是“砭肤取血，书维摩经”。香客们常能看到惊心一幕：住持梵才以银针刺破手臂，血滴入砚，正襟危坐抄写《维摩经》。刺血写经的虔诚与诗酒风流的洒落，在梵才大师身上实现了微妙的融合。

　　这般近乎苦行的壮举，观其《题清辉堂》“少室传花旨，南华齐物语”之句，分明是拈花微笑的禅意；而《赠台倅徐太博》中“沙鸟下琴轩，江风起厅树”的官场赠答，又透着六朝名士的清谈余韵。这般矛盾又和谐的生命状态，恰如台州古城墙上的藤蔓——佛门的青砖与儒生的苔痕，在岁月里共生为文化的肌理。

　　二是发动信众捐资修筑般若台，雕刻千劫佛像。庆历五年(1045)，当般若台落成时，“黑白相趋，距跃围绕”，僧俗共庆的场景，让宋庠感叹“去圣滋远，有能驾其说植德于人，不在是经乎”？宋庠为此专门写了记文，详细记载了大师的生平及其壮举。

　　此后，文人对般若台的向往，化作一首首登临诗。石公弼“一轮明月照中秋”写台阁清朗，周延隽“幽致极东南，清阴润客衫”写环境清幽，彭郁“般若台高迷远近，温凉座上清飘撤”写亭台清气。这里不再是单纯的佛寺，而是儒释道三教交融的精神地标，正如胡宿在赞文中所言：“禅离文字，诗陶性情”，大师用诗与禅，为文人打开了一扇通往自在之境的门。

　　在与大师的交往中，文人们藏着隐秘的自我投射。梅尧臣多次在诗中提及“天台奇胜，日夕劳梦思”，却因“尚忝齿缨绶”无法追随；宋祁“无奈缨緌累，犹乖方外缘”，既羡其才，又叹己身困于宦途；就连刚从宦途起步的黄岩知县许懋，也在赠诗中流露“黄山俗客嗟官缚，不得梯云款净庐”的向往与踌躇。他们送别的何止是一位僧人，更是送自己心中那个“山泉乐清适”“不复梦京华”的理想化身。

　　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师回到府城后跟当朝名流的书信往来。林逋在信中说“天台不独甲于东南，实为天下之胜”，与其说是赞山水，不如说是借梵才的居处，构建自己的精神桃源；宋祁多次请教诗法，称梵才诗“风格愈峻，思致益深”，暗含对官场文学僵化的不满；就连欧阳修的岳父胥偃，也在信中坦言“达人尚肯以尘劳为念，愧刻！愧刻！”在高僧面前剖白俗务缠身的焦虑。

　　如今我们重读那些诗篇，仍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透射出北宋文人集体的精神图景：既有对宦海沉浮的倦意，也有对心灵净土的热望；既保持着儒家济世情怀，又向往着道家逍遥境界。那些送别诗、唱和集、往来信，最终织成一张巨网，让梵才大师的身影，永远定格在北宋文人“左手持卷，右手向佛”的精神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他们曾共同拥有过一片澄明——那是超越身份、超越时代的心灵共振，是中国文人永远向往的“诗佛合一”之境。

　　而梵才大师，正是这趟精神旅程中，最动人的引路人，他用诗笔为台州山水注入人文魂魄，让这座东南名郡在宋代文化版图上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三

　　梵才大师除了推广了台州的禅宗文化之外，还有一大贡献，是将禅茶结合，让台州茶在名流间传播开来。

　　北宋士大夫普遍相信台州云雾能养茶性，蔡襄就曾托僧人带回天台山的苔藓培育北苑贡茶。苏轼也曾为一位擅长茶事的僧人写过一首诗，当中有“天台乳花世不见”之句，写尽了对台州茶道文化至高境界的赞美和向往。

　　而梵才大师也是茶道高手，他在北固山上修行着独特的禅意美学：“中餐啜露葵，午坐烹茶乳”的简朴，“少室传花旨，南华齐物语”的玄思，构建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清修，成为中国禅茶文化的名典。这种生活范式通过诗文传播，使台州成为文人心中“道胜尘虑沉”的象征。

　　每年春茶初绽时节，总有一包带着晨露的台州茶翻山越岭抵达汴京，那是梵才大师寄给挚友宋祁的问候，也是台州山水灵气与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奇妙联结。宋祁收到台州茶时，兴奋地写了一首题为《答天台梵才吉公寄茶并长句》的诗，其诗全文如下：

　　山中啼鸟报春归，阴阆阳墟翠已滋。初笋一枪知探候，乱花三沸记烹时。

　　佛天雨露流珍远，帝苑仙浆待吸迟。饮罢翛然诵清句，赤城霞外想幽期。

　　诗中不仅歌颂了台州山水之灵气孕育出绝佳好茶，而且还生动地描绘了台州茶在冲泡过程中展现的美妙意境，并将这种茶称赞为“佛天雨露”“帝苑仙浆”，给予极高的评价。诗人喝了之后，仿佛进入超然的境界，翛翛然产生了出尘之想。

　　名士石待举也收到了茶，也作有《谢梵才惠茶》一诗：

　　郡园名荈制犹新，分惠眠云跂石人。色斗琼瑶因地胜，香殊兰茝得天真。

　　开时好对棱棱月，碾处应飞瑟瑟尘。寄语高僧宜郑重，能诗方遣雨前春。

　　该诗也热情歌颂了梵才大师所送茶叶“色斗琼瑶”“香殊兰茝”的观感和味觉，并且点出该茶出自“郡园名荈”，说明梵才大师所送的茶是在府城郡圃种植的，而不是出自天台山。这更加丰富了台州茶文化内涵，表明那时在台州山水文化的加持下，文人对台州茶的普遍认可与好评，也说明台州府城曾培育过品质较高的茶种。

　　这位穿梭于朱门与林泉的僧人，最终在台州完成了文化枢纽的使命。他既是以血经震慑“浊劫下根”的宗教改革者，也是以诗筒串联汴杭台三地的文学使者；既是知州“虚净名庵以舍之”的地方精神象征，也是民间“黑白相趋，距跃围绕”的信仰图腾。当朱弁叹息梵才编录的惠崇诗集未能传世，台州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北宋文化版图上的精神坐标。而梵才大师刺血书经的决绝与“优游笑把洪崖袂”的逍遥，恰似台州地域性格的隐喻——面朝大海的勇毅与群山环抱的温厚，在此水乳交融。

　　千年后的我们重读宋庠《台州嘉祐院记》(又名《般若台记》)，恍见梵才大师立于北固山巅：脚下是“刊林衡，镂岩椒”的土木之功，手中是“搅万异为一真”的经卷，眼中倒映着“朝簪相访”的车马与“东峰月华”的清辉。这位台州之子的生命之书，早已超越佛门宗派的界限，成为宋韵文化中一曲山海交响的诗章。

　　当游客驻足嘉祐院遗址，或可遥想当年梵才大师与梅尧臣共品新茶时，那一缕氤氲了禅机与友情的茶烟，正从历史的深巷飘来，范仲淹“晴岚起片云，晚水连初月”的澄明之境，也仍飘荡在括苍山的云雾里，诉说着佛道共生的台州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