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州的方志史上，第一个值得提的人物，首推屈晃。明代温岭人谢铎在《赤城新志》里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屈晃“于吴为忠臣，实吾台人物之首”。

　　在台州的地方记忆里，三国东吴尚书仆射屈晃不只是忠臣，还被看作台州人文的开端。《嘉靖太平县志》称他是台州“文物之初”。清代洪若皋的《临海县志》中说得更重：“三国屈光公首辟忠义之风，弃三公如敝屣。”这些方志都鲜明地将屈晃视作台州人，而且是台州人文的源头性人物。

　　但屈晃到底是不是台州人？这个问题，从南宋一直吵到清代，最后连常熟的屈氏后人都忍不住站出来加入论争的队伍。

　　为保太子，他把头磕出了血

　　屈晃生活于三国吴赤乌年间，官至尚书仆射。赤乌后期，孙权在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间摇摆，最终动了废掉孙和、改立幼子孙亮的念头。赤乌十三年(250)，孙权把太子孙和关了起来。

　　骠骑将军朱据和尚书仆射屈晃带着一批将领官吏，“泥头自缚，诣阙固谏”，一连几天跪在宫门外请求放人。屈晃叩头流血，反复说：“太子神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峙，实不宜摇动以生众心。”

　　孙权被彻底激怒，下令把朱据、屈晃等人拖进殿里，当众打了屈晃一百杖，随后把他赶回老家。陈正、陈象等劝谏大臣被灭族，朱据被贬后赐死，太子孙和也被废为南阳王。

　　吴末帝孙皓即位后，为屈晃平反，称赞他“志匡社稷，忠谏忘身”，封其子屈绪为东阳亭侯，还封了他的弟弟。屈绪后来也做到尚书仆射，父子两代同任此职，成为一时佳话。

　　这段忠臣故事，是屈晃在正史里最清晰的面目。但正史里同样写得很清楚：他是汝南人，而且只有一个儿子屈绪。

　　汝南人，怎么成了台州人？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胡冲《问答》，明说“晃，汝南人”。此后《晋书》《资治通鉴》《大清一统志》，以及河南《汝宁府志》等，都把他列为汝南乡贤。

　　台州人一说出现得晚，主要在宋元以后的浙江方志里。南宋《嘉定赤城志》最早记录：“屈晃，旧经云：‘郡人。’吴志作汝南人。”意思是本地旧经(可能是《台州图经》)说他是台州人，但正史说他是汝南人。明代《大明一统志》也写“屈晃，天台人，吴志作汝南人”，将台州说带进了全国性总志。

　　此后浙江方志多采纳台州说，还补充了他字光公、儿子屈坦隐居宁海湫水山等细节，地方上还留下许多遗迹：宁海有屈母山，相传屈晃迁家于此，母亲死后葬在这里；黄岩有屈王庙，祀东阳亭侯(实际上这是屈绪的封号)屈晃；大田的城隍庙，民国时的屈氏后裔屈映光认为本是屈公祠，奉祀的是屈晃，后来被误作屈坦而成为城隍庙了；甚至出现了屈晃妻墓、故居等记载。

　　为什么会出现台州说？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屈晃被贬回乡后，后代居浙东，久而久之被当作本地人；二是宋以后地方上兴起乡贤文化，各地喜欢把有关联的历史名人拉进本地谱系。屈晃是忠谏名臣，正好符合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持台州说的方志都会注明“吴志作汝南人”，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正史。

　　台州城隍，怎么成了屈晃的儿子？

　　在台州，屈晃的影响远不止方志里的几行字。他被列为台州、临海方志“忠义”之首。谢铎甚至认为，真正该奉祀为台州城隍的应该是屈晃，而不是被神化的屈坦。《临海县志》称他“为台人倡忠节之风”，清末著名学者商衍鎏称他“开三台气节之先声”，都将他奉为台州硬气之源。

　　但问题恰恰出在屈坦身上。台州城隍神相传是屈坦，而屈坦又被说成是屈晃的儿子。这个故事越传越神，漏洞也越来越大。

　　最早把屈晃和屈坦、屈光公扯在一起的，是《嘉定赤城志》的作者陈耆卿。

　　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北宋台州知州曾会的《台州郡治厅壁记》，里面说唐贞观年间，台州州治设在“大固山里人屈光公住宅”，因此“立屈氏次子惠坦为太守”。另一篇是北宋释景尧的《敕台州宁海县龙母山玉溪院龙王记》，讲了一个荒诞故事：吴尚书屈晃住在山里，他死后其母遇见一个老丈，梦中交感而孕，生下屈坦，有神变，后来成为城隍神。

　　陈耆卿据此推断：“所谓光公者，必晃之字；而坦即惠坦。”他还把故事改成“吴尚书屈晃妻梦与神遇，生子曰坦”。

　　但稍加推敲就能发现几个问题。

　　一是官方厅壁记不写正史名臣“屈晃”，却写一个陌生的“屈光公”，本身就很可疑。如果屈光公就是屈晃，官方文书何必用字而不用名？

　　二是玉溪院碑记情节荒诞，明显是寺院为扩大影响而编造的神异故事，怎能当信史？

　　三是碑记原本说屈坦是屈晃母亲遇老丈后“通神”所生，说明屈坦是屈晃的同母异父兄弟，而不是儿子。陈耆卿却改成了“屈晃妻梦与神遇”而生，如若如此，这儿子也算不上是他的。人物关系在此被彻底搞混了。

　　四是碑记和壁记都把“改家为州”放在唐代，陈耆卿却因为碑记用了“太守”旧称，就断定屈惠坦是三国吴时的太守，明显与原文语境不符。

　　陈耆卿虽然也意识到这些材料有“漫漶不白”之处，但还是下了这个经不起推敲的判断。这个判断直接影响了明代谢铎，使他在《尊乡录》《赤城新志》里也认定“晃实为吾台人无疑矣”。

　　清代考据学兴起后，质疑声越来越多。光绪《宁海县志》承认“其说相沿已久”，但指出谢铎其实“微致其疑”。光绪《台州府志》更直言“旧经以为郡人，未知所出”，并认为陈耆卿、谢铎的论断“恐属附会”。黄岩学者王棻干脆说：“据此，则晃非台人也。”

　　常熟屈氏后人看出了破绽

　　最有力的质疑，来自常熟屈氏后人。

　　嘉庆十五年(1810)，常熟人屈佩芷任台州府通判，抄录了临海屈氏家谱寄给常熟屈氏后人屈轶。屈轶读后写了《台州志误引玉溪碑考证》，很不客气地说：

　　“台州志以光公为晃字，惠坦为晃子，龃龉无据，武断不经，此皆由玉溪碑误之也。”

　　他和友人核对后指出：屈惠坦授刺史在唐武德四年以后，其父屈光公徙居临海，“历乎陈、隋，靡关理乱”，显然不是孙吴时人；胡冲《问答》明说屈晃是汝南人，“与临海风马牛不相及”；屈晃之子屈绪封东阳亭侯时，并没有提及屈坦这一儿子。

　　结论是：“玉溪碑先失之诬，台州志继踵其缪尔。”

　　那么真相是什么？常熟的《临海屈氏世谱》保存了非常清晰的屈氏世系，他们出自楚国王族，东汉有汝南屈氏。屈晃就是汝南屈氏在三国时期的名臣。

　　屈晃之后，这一支从汝南北迁，北魏有屈遵等人，世系可考。到陈、隋之际，屈晃的后裔屈光公迁居临海。这是屈氏第五次迁徙。屈光公筑室大固山，这才让屈氏与台州真正发生关系。

　　据唐永徽初年(650)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的刘胤之《唐台州刺史渊传》记载，屈光公长子早卒，次子名渊，字惠坦，因避唐高祖李渊名讳而以字行，世称“屈惠坦”。

　　武德四年(621)，因屈惠坦让出大固山上的屈家庄，将宅院献给官方作为州署，“毁家为州理所”，朝廷授予他台州刺史。但他辞官不受，只接受“勋散升阶”，“优游逾纪”，即超过12年后终老乡里。这篇传记离屈惠坦生活的时间最近，而且文中除了强调“毁家为州”之外，没有过分宣扬其他事迹，也没有任何城隍传说，可信度较高。

　　所以，屈晃是汝南人，是台州屈氏的先祖。而台州城隍屈坦(屈惠坦、屈渊)的父亲是唐代屈光公，不是三国屈晃。后人之所以搞错，根源在于把“屈光公”想当然地当成“屈晃字光公”。一个“光”字，把相隔约380年的两个人叠成了一人。玉溪碑是始作俑者，台州旧志跟着错，后来的屈氏宗谱又添枝加叶，将故事渲染得越来越荒诞离奇。

　　屈坦成为城隍，一开始是后世对他“改家为州”、推动州城建设贡献的褒扬，之后才被不断附会上神化故事。屈晃也因此被奉为神灵，宋嘉泰元年(1201)被追祠，知州吴英隽为他重建祠庙，人们尊他为“圣公”；庆元六年(1200)封为灵佑侯，后又加“信助”二字，他在北固山上的专属祠庙叫灵佑信助侯祠。

　　屈晃是一代名臣，他的形象自然不会因为后世的“误会”而受损。正史记住了他的死谏，类书把他当作忠谏典范，汝南和台州都把他列入乡贤，屈氏后裔更以之为傲。

　　有意思的是，这段历史公案实际上就是一部小型的文化史，从中我们发现：一个历史人物一旦进入地方记忆，就可能被不断重塑。台州人将屈晃奉为台州的“人物之首”，表明了台州人正直忠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屈晃也实在地为台州文脉的塑造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