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公河清(1747.11.16-1804.8.27)，字文徴，又字荣仲，号润川，晚年号仆庵。系柔川黄氏第二十七世孙，小溪黄氏第十六世孙。为乾隆乙未科进士，殿试第四十七名。

　　家境贫寒，幼年丧母

　　文徴公，世居浙江省临海县南乡小溪村(旧称秀溪)，曾祖父崇珏公，祖父成玉公，父亲伯元公、字裘，四代单传。裘公自少力学，为贡生，任温州瑞安训导(相当于今教育局局长)，教子方严，不为求田问舍，余钱购买书籍，一心教子，诵读四书。配范氏为名家之女，知书通大义。文徴公为裘公长子，有同胞弟一，名唤淮清。文徴公5岁、淮清襁褓中，生母范氏西去，裘公续娶李氏。李氏性宽厚奉，养有7子，专一无间，对待文徴公兄弟俩如同亲生。因家境贫寒，在乡里仅有矮屋数间，无田无地，仅靠裘公薪俸养家度日。

　　聪颖过人，三试连捷

　　文徴公7岁前后，跟随父亲诵读四书，公自少聪慧，7岁能吟诗，8岁会作文，9岁会写赋，11岁应童子试，荣获临海县试冠首，得到临海县知县厚爱，遂就读于昌国禅寺。乾隆三十二年(1768)，公22岁时，首考即中(秀才)，越四年，会试得中第三十三名举人。此时“荐而不售”，仍在家读书备考。从徐东山师，共同研习京考。乾隆壬辰三十七年(1772)，师生一同赴京赶考。文徴公会试金榜题名，而一同进京赶考的徐东山师，却名落孙山，空手而归。文徴公却不以己金榜题名为喜，反而为徐师落榜而惋惜，于是托病与徐师一起返乡，当年未参与殿试。乾隆乙未年(1775)，补殿试，获“第三甲同进士出身，第四十七名”，时未得封吏，归家候选。

　　仕途虽舛，百姓爱戴

　　其时，裘公已卸任瑞安训导，在家举办私塾。文徴公回乡后，看其父年事已高，决定协助父亲开展教学活动，此年，长子学溓出生。家里添口，生活压力随之即来，但文徴公仍念念不忘读书学习，他一边教书赚些收入，一边收录散落在民间的各种书籍，为《四库全书》增编目录。30岁时，二儿子鹤鸣出生，生活的压力愈来愈重，此时，公仍悉心教书，赚取微薄工资以养家，唯一能使他得到欣慰的是他授教的学生朱绍庭考取了秀才。又过了两年，在吴江徐先生的推荐下，与学生一起赴京，同授教职。回乡后执教于定光寺，后又执教于香岩寺。

　　同时，文徴公还是个大孝子，对待父母双亲非常孝敬。每当放学从离家五六里香岩寺回到家门口，见父亲闭门写作，他不顾寒暑，立在门外等待，从不叩门打扰，直至日落，也没有倦容。平常立在父母身边，虚心听取父亲引论古今，聆听教诲。他对待兄弟也十分友爱，33岁那年，胞弟淮清因丧妻，心情极坏，复加错服药物，致心志错乱，终夕狂叫，为此，文徴公作诗50首，记录了凄凉悲切的家庭景况。

　　在此期间，公在秀溪家乡举办教育，不管家境贫寒与否，规定成童(七岁)必令就塾(读书)。对于成年农、工，也要教其礼仪家规，以祛鄙野粗，成为良民。几年之后，秀溪及周边民风良好。他所教的异母弟汉清亦考取秀才。此时，文徴公在台州六县已名声大噪，36岁时，第三子庭出生。翌年，应黄岩畲川牟氏鸣山书院之邀，执教于该院，结识了许多好学的朋友。至文徴公40岁时，在好友的举荐下，五月初四，在圆明园觐见乾隆帝后，得圣恩，官封四川德阳县初任知县。

　　德阳是京师来往成都的要道，离省城仅200余里。乾隆五十二年(1787)七月廿二，文徴公到达成都，立刻拜见上台，于八月十三日正式上任德阳知县。当时，德阳上下，认为文徴公在家乡读书教书，无做官断案之经验，难胜此任，一时议论纷纷。

　　文徴公上任后，日坐公堂，从日出至傍晚二更，审案不休，日结三、四、五、六案，有的案件是上诉几十年的沉案，经州县屡审屡翻者，都被明断，百姓一时交口相赞，称公为青天大老爷。又因德阳文教久衰，公推行振兴教育，出台了“设义学，助膏火(即读书生读书学习时用于照明的费用)”的政策，两年后，德阳就考中了秀才两名，结束了德阳十数度无人考中的历史。

　　乾隆五十二年被调任广元昭化，翌年四月调回德阳。德阳百姓十分拥戴文徴公，称其为“亲民之吏”。正当文徴公年富力强，锐意民事，当地士庶亦甚感激之时，不料噩耗传来，乾隆五十四年(1789)继母李氏病逝。于是，公立即辞官回乡丁忧，启程时手无余财，由朋友赞助盘缠，一路奔波回临海，守孝3年。第二年，又遇弟汉清病故。

　　遭受母故弟亡之后，文徴公心情大受打击，痛定思痛，只好静下心来在家读书、著书兼教书养家，之外无其他爱好。年45岁时，《祥琴诗集》编成。

　　因文徴公在德阳施政有功，被当地百姓举荐，得乾隆嘉奖：五十五年(1790)正月初一，皇上勅封文徴公为“亲民之吏”，伯元公为“文林郞”，生母范、继母李氏均为“儒人”。接到诰命，即作受封礼。

　　乾隆五十六年(1791)，文徴公守孝期将满，携学溓同赴京候选。受张西路等7人举荐，出任淮安府。于次年(1792)二月启程，前往安庆省，准备就职时，因身患疾病，肌肉尽消，不能起坐，仅遗残喘，只能弃职，暂且就地养病，待身体康复以后再另谋他职。至六月，身体略好些，乘船经九江下南昌，至八月，补授宜春知县。因宜春离省城近，当地民风动辄上告，文徴公理冤雪枉，按法必行，终无上诉。

　　文徴公在宜春任职之时，为民办实事，为官清廉，当地百姓有口皆碑。正当踌躇满志，继续施政之时，嘉庆辛酉年(1801)正月初八，痛闻凶讯。其父裘公不幸去世，文徴公只好辞官回家奔丧。出城路上，宜春百姓夹道攀辕挽留，挥泪相告:“吾宜春数十年未见官清若水，爱民如子之官，今不返矣。君宦不归，子民无福，君不求迁调，不计利禄，以两袖清风为官。”因百姓苦苦哀求，文徴公只好暂回衙门。并对家人说：“吾以寒儒，得令一县，食禄朝廷，足矣。若再作分外望，又求财利，既非吾愿，亦恐非尔等福。”即指派学溓、鹤鸣、朱孺人先回家处理丧事，而公却留宜春处理公务，待事情交待完毕，至三月回临。临行时，当地百姓赠他一联，联云：“十年宦海馀书卷，三月归途半雨风”。

　　嘉庆九年(1804)，公孝期已满，三月应接朝廷通知，赴京面圣，待补官位。夏六月初抵达河北文安，因“补班尚远”数月有馀，即在京会诸大儒。京师诸翰苑听说文徴公到，蜂拥而至，共聚论经。同月，公从文安寄来家书，报过平安，家人接信，全家十分高兴。至八月间三子庭正应乡试，突然间接到快马信报，称文徴公在京身患重病，家人即派鹤鸣疾速赴京都待疾，鹤鸣还没到达京都，凶信南来，报称公已病卒于京，时嘉庆甲子年(1804)八月廿七日，享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