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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清白以死直

作者:何薇薇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21年04月23日

  1984年6月,国家安全部一份题为《关于吴先清革命历史的调查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吴先清参加我党后,为我党和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彼时,距吴先清牺牲已过去了47年,这份时隔近半个世纪的“昭雪书”,给吴先清的一生下了一个清白的定论。声名之事,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来说,或许已经没有什么现实作用了,但它所蕴含的意义,不仅是肯定了这个人付出努力的价值,告慰英灵,抚慰亲友,亦是昭告社会,正义不会被埋没,微弱之光也能照亮社会。

  1904年,封建社会的车轮驶到了清光绪三十年。清王朝大厦将倾,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形势日益成熟。与这一年里许多被载入史册的大事件相比,浙江临海一户吴姓人家得了个女儿这样的小事,似乎转头就会被遗忘。然而对于这个新生女婴来说,她传奇又坎坷的一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个女婴,就是吴先清。

  吴先清的父亲吴义夫、母亲王桂英在城里经营着一家糕饼店,生意不错,产业颇丰,称得上是富户。吴先清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四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因此备受宠爱。父母是旧式思想,原要她缠足、做女红,但吴先清非但不肯受束缚,还要求与兄弟一起上学。经不住她的软泡硬磨,父母最终答应了她的要求,将她送入当时台属联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书。1917年,13岁的吴先清以优异的成绩从台属联立女子师范附小毕业。次年春天,她跟着哥哥吴全清到了杭州,考入了浙江省女子蚕业讲习所(简称“蚕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及市民等爱国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杭州多所学校的爱国学生纷纷响应。吴先清是“蚕校”最早的响应者及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她还参加了杭州十四所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5月12日,杭州各校学生3000余人,齐聚湖滨开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吴先清不顾校方阻拦,率领同学冲出校门,加入游行队伍。同年十二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爆发了全国著名的“一师风潮”。次年三月,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包围“一师”,强令学生回家。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的统一领导下,吴先清组织“蚕校”同学,与杭州女子职业学校的学生一起充作先导,冲进“一师”参与斗争,直至当局收回成命、撤走军警,“一师风潮”取得初步胜利为止。

  在斗争的实践中,吴先清得到了锻炼和启迪,但她的爱国行动,却在事后遭到了“处罚”,校长以“不守校规”为由,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延迟毕业。然而,吴先清并未因此而放弃革命,相反,她变得更加坚定,四处演讲,发动学生运动。

  1920年夏天,吴先清在“蚕校”毕业,考入了哥哥吴全清任教的杭州私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翌年秋天,她在西湖写生时,意外地认识了杭州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宣中华。那天,她正在西子湖畔描山绘水,发现身后有人久久伫立不去,出于警觉,她故意将蘸满颜料的画笔往后一甩,只听后面“哎呦”一声,她回头一看,发现竟是浙江省暨杭州市学联会执行部理事长宣中华。他们曾在学生运动中有过接触。吴先清十分难为情,赶紧站起来道歉。正是这一甩,甩出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一段情缘。

  宣中华是诸暨人,当时他已经从“一师”毕业,凭着优秀的成绩,被聘为一师附小教员。吴先清在宣中华的带领下,经常参加进步活动,对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24年,吴先清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密切的交往,两颗有着共同理想信念的心也越走越近,同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为伉俪。

  两人婚后不久,吴先清即转上海工作,在上海小沙渡(沪西区)工人学校教书并从事妇女运动。她当机立断,善于沉着应对险境,曾因发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却能机智脱险。在革命工作紧张的时期,吴先清与宣中华的生活条件极为艰难,他们住在上海闸北联盛里,家里只有一件棉衣,一个外出了,另一个只好坐在被窝里等着。即使在孕期,她的生活也没能得到改善,还坚持天天外出工作。这样艰苦的境地,也没有动摇吴先清的革命意志,由于她的出色表现,中共上海区委于1925年8月,指定吴先清等五人为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1925年冬天,还在坐月子的吴先清接到了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任务。尽管有不舍,为了革命事业,她还是毅然踏上了去往苏联的征程。彼时,她与宣中华的女儿出生才12天,令人痛心的是,吴先清走后,这个生不逢时的小婴儿,未满月便夭折了。

  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的两年,吴先清勤奋苦学,克服困难与障碍,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学业上进步很快,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校期间,她还负责青年团的宣传工作,由于她为人热情,工作负责,与人相处融洽,得到了旅莫支部的高度赞扬。

  然而,“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从国内传来了宣中华(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牺牲的噩耗。悲痛使得吴先清一时不能自持,但她很快清醒过来,将悲痛转化为对敌人的恨意,她必须坚强,日后为丈夫和孩子报仇。

  1927年下半年,吴先清与同学阚尊民(即刘鼎)结婚。1929年,吴先清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孩子还未满周岁,她和刘鼎就接到了回国的命令。考虑到路途危险,且夫妇二人都无暇照料孩子,她只得忍痛将孩子寄养在苏联的保育院里。在回国途中,恰遇中东路事变,吴先清等人滞留伯力,在此期间,她曾担任伯力俱乐部主任,在开展文娱活动、宣传苏联民族政策,团结外国友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初步展现了她善于交际和侦查情报的能力。

  1930年春,吴先清秘密化装,经大连、天津回到了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妇女工作。不久,吴先清被调到中央特科,正式开始了特工工作。其实,中央特科已经观察吴先清一段时间了。吴先清不仅容貌秀丽,机敏灵活,更重要的是胆大心细,遇事沉着冷静,这正符合特工尤其是女特工的要求。而且,刘鼎当时就是中央特科二科的副科长,既是夫妻,又是同事,工作起来就更加便利和默契了。

  吴先清也确实很有做特工的天赋,她出入名流社会时,举手投足间俨然一位出身名门的贵妇;去到工农群体中时,她又能一身粗衣,素面朝天,和大家打成一片。总之,需要她是什么身份,她就能变成什么身份。家乡临海盛产蜜橘,她干脆在巷口开了一家水果店作为掩护。吴先清调入中央特科不久,被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的弟弟吴全源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担保而获释,陈宝骅还保荐其担任《新生命》月刊的总务主任。吴先清马上想到可以利用这层关系来开展工作,在征得科长陈赓同意后,他们巧妙地把秘密联络站设在了该刊发行处的楼上。反动当局怎么也没想到,他们想要抓捕的对象就在眼皮子底下。吴先清通过陈宝骅,结交了上海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物,获得了许多内部秘密和重要情报。她甚至设计为贺龙的部队弄到了一批军火,可惜由于国民党对黄浦江的严密封锁,接应船只未能靠岸而转移失败。期间也有过危险时刻,都被吴先清的机智灵活一一化解,可以说,吴先清在革命斗争中找到了合适且擅长的岗位。

  丈夫刘鼎却没有那么幸运。1931年10月,刘鼎因身份暴露被捕。吴先清回家时,还未走到家门口,就察觉到了周围的异样,她当机立断,装成过路的行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刘鼎被捕后,中央随即派潘汉年接任副科长一职,并要求吴先清想办法与刘鼎取得联络,设法营救。当时刘鼎已经被转移到了南京监狱。吴先清想到了她的嫂子孙儒珍。孙儒珍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认识不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同乡,这些同乡如今大都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官。吴先清便说服孙儒珍,请她到南京去联络这些要员,帮助营救刘鼎。

  姑嫂二人来到南京,首先拜访了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在李进德的安排下,吴先清在狱中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刘鼎。此后,吴先清又几次拜访李进德,并在李进德的引荐下,找到了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周至柔是临海东塍人,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曾当过他的机要文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姑嫂俩是熟悉的,也清楚吴先清是共产党员。不过,也许是念在同乡之谊,也许是佩服吴先清一个女流之辈的胆色,他并没有戳破吴先清的身份,两人见面时,周至柔还调侃大笑道“绿寇婆来了”。最终,在周至柔的疏通下,吴先清找到了蒋介石的心腹康泽,由他出面保释刘鼎。

  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特工工作格外危险,除了反动派的抓捕,还要警惕叛徒的出卖,吴先清等红色特工的都上了敌人的抓捕名单。她数次遭遇险情,幸而凭着沉着、敏捷逃脱。1932年冬天,怀有身孕的吴先清与刘鼎商量,打算等孩子出生后送回刘鼎老家四川南溪,请刘鼎父母抚养。为此,夫妇二人在春节前一起回了趟四川。没想到,春节还没过完,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亲戚就来报信,说有人告密阚家藏着“共匪”,警察局正在布置抓捕。吴先清与刘鼎只好连夜翻墙逃离,乘船回到了上海,藏身于爱国民主人士吴觉农家中,后在吴家生下儿子阚文木。

  1933年春天,在吴觉农的掩护下,刘鼎化装成商人,出发去了苏区。谁知一别就是一生,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不久,由于吴先清在情报工作上的优秀表现,中央将她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长。不得已,她又将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送到了临海老家,请母亲抚养。这个孩子在临海长到4岁,由爷爷接回了四川老家。

  由于工作需要,吴先清每天都要以贵妇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进出一些国民党高官的家中,与高官的太太们混在一起。她不仅陪太太们打麻将、逛商店,有时候为了获取进一步的情报,也会和那些官员接触密切。她为革命,闯过了无数风雨,作出了多少牺牲,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即便在一次又一次听到别人明嘲暗讽地说她不知廉耻、放荡不羁时,她也只能选择沉默。对她而言,名誉损害与获取情报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才是硬道理。

  1935年,吴先清受指派前往日本东京与谍报人员陈修良接头。对于不懂日语的她来说,这是一份艰巨且危险的任务,但为了完成任务,她还是毅然赶赴东京,并想方设法联系上了陈修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月,吴先清所在组织的负责人被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事件牵连到了吴先清及一些在日本工作的同志,中央不得不迅速将吴先清撤回国内。六月,吴先清回到上海,但此时的上海也是风声鹤唳,敌人到处在搜捕有关人员,中央决定派吴先清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吴先清以“罗莎拉库洛夫”的名字在马列学院学习。次年,完成学业后,吴先清和其他一些同学暂住在一家招待所里,等待中央安排她回国。这次留苏,吴先清竟找到了当初留在保育员那里的儿子刘莫阳,孩子已经长到8岁,吴先清又欣喜又愧疚,将孩子接到身边同住了一段时间。

  1937年,苏联的肃反运动波及到莫斯科,吴先清因曾有赴日经历,被以日本间谍名义逮捕。在狱中,审讯者以车轮战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审讯。所谓审讯,不过是企图摧毁受审者的精神与意志,无论怎样辩解,只要不承认罪行,审讯者就可以不顾任何事实,不需任何证据,就将人秘密处决。吴先清也没有逃过这样的噩运,她没有想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竟成为她为革命蒙冤的葬身之地。34岁的吴先清,就这样结束了她短暂的一生。

  多年后,吴先清的儿子阚文木在写给他人的信中说道:“在我的记忆里,我很怀念她,妈妈,我很想她。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我看到别人妈妈,我都很不是滋味。记得我在四川上学时胃病痛得非常厉害……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有谁来照料,想要有妈妈该多好,多幸福。”

  有人说,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进程中,女性的参与,构成了共产主义钢铁意志之间柔韧的连接,使革命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柔和的美感。在战争年代,无数像吴先清这样隐秘而伟大的女性,为了革命理想,肩扛民族苦难,付出了身体、感情、家庭,乃至人格尊严。她们的存在,使革命有了更多的感动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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