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有一段很励志的话，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司马迁遭遇腐刑，感怀身世，固有此沉郁的文字，心情是激愤的。对此，清人崔述挑毛病说：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之后，非厄于陈、蔡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吕不韦当秦相时，亦未迁蜀；屈原作《离骚》在楚怀王之时，非放逐之后；韩非的《说难》《孤愤》都是居韩时写的，秦王见到后十分赏识，并非囚秦时的作品。而《国语》与《左传》事多牴牾，并非左丘明之作。(见崔述《丰镐考信录》)杨伯峻先生也赞同崔述的说法，认为司马迁这段话是在写文章，而不是作史，他信手拈来，不必求其全。然而，司马迁文中所述古之圣贤，都确实历经磨难，而他自己本人更是发愤写成《史记》。这种发愤的精神实为后世楷模。

　　袁枚在《随园诗话》开头说：“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是有些故作惊人语的。实际上自古以来“有志者事竟成”。曹操称英雄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孔子多次对学生强调自己的“一以惯之”，并说自己是“发愤忘食”的。屈原、韩非都是坚持理想信念，决不退缩的。正因这些古圣贤抱负深远，当遭遇困厄之际，他们方能够百折不挠，发愤而为。设使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撑，“都无大志”，在大难之时，生死之间，早已被压垮了，谈何逆势而动，激流勇进呢？

　　圣贤发愤，对后人是极大的激励，但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许多时代的文明之花，是开在悬崖峭壁之上的。圣贤发愤中饱含悲剧色彩。抗战时期，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才有了西南联大，有了四川的李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续着科学与学术的火种。

　　鲁迅曾经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战斗，这催生了他的杂文，但由于环境的制约，他未能完成原定的学术著作。使我们今天无缘见识他巨作的辉煌。鲁迅的学述活动自1910年在绍兴府中学堂任职期间开始，1912年到1926年间，他在教育部有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使他有了一个做学问的环境，他抄古碑，校辑《嵇康集》《唐宋传奇集》等十余种古籍，系统研究了佛学经典，并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可是1933年在上海时，不得不中止了学术的研究。他在1933年10月21日致曹靖华的信中称，自己原计划的“文学史”(指《中国文学史》)一直没有动手，主要原因是没有参考书，而回北平又不现实。这时他尚可做的是介绍木刻，并与郑振铎合出《北平笺谱》。

　　梅尧臣诗云：“少陵失意诗偏老，子厚因迁笔更雄。”于逆境中的发愤，挑战的是“沧海横流”，这正是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