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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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耕桑吾道尊

作者:何薇薇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21年07月16日

  1906年7月,临海天灯巷的王秀卿和徐阿英夫妇得了一个儿子,但喜悦很快就被忧愁所冲淡。王家家境贫困,王秀卿仅以刻字为业,有时兼给附近百姓诊脉用方,靠着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家中已有一儿一女,兵荒马乱的年头,这孩子能否养活都是个未知之数,即便是养活了,恐怕也要过苦日子。

  新生命的到来,总归还是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丝温暖,家里人给孩子取名金水,字克洪。临海紧靠东海,每年夏秋之交都要发洪水,给老百姓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王家给这个生在犯洪季节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字,或许是希望他能克住眼前的洪水,也能克住今后人生里的每一次滔天洪灾。

  克洪的童年不出意料地在贫困中度过,父亲王秀卿欠下了不少债,更因一次遭劫后无力偿还债务而受牢狱之灾。母亲只好将克洪寄养在外婆家放牛,后因家中实在无法维生,又回家与母亲一同摆摊,彼时不过七八岁而已。走投无路之时,有人劝说母亲卖儿赎父,母亲不忍,最后变卖了唯一的住房才赎出了父亲。

  长到9岁上,眼看着其他孩子都去上学,克洪也渴望着能走进学堂。尽管家计艰难,开明的父母还是想尽办法将克洪送入了学堂。他深知机会来之不易,读书很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6岁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山小学堂毕业。学校的徐卧樵和罗望卿两位老师很看好克洪,鼓励他要继续读书。王秀卿夫妇几乎借遍了亲眷邻舍,才凑足了学费,克洪这才如愿升入省立第六师范预科学习。为了减轻家中负担,他找到了一份兼职——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赚取微薄的报酬。同时,他接受徐、罗两位老师的建议,将自己的名字改作观澜。也许是希望自己不仅有克制洪水的能力,更有大浪来袭时,勇立潮头上、从容观波澜的气度。在王观澜波折起伏的一生中,他确实养成了这样的气度,并且凭着这份气度,坦然地面对了数次生死和人生坎坷。

  在“六师”念书的日子里,王观澜深深地感受到穷苦百姓的艰难,同时,因为学校教员良莠不齐,人事制度黑暗,学阀学棍当道,也使得他对地方劣绅、贪官污吏产生了极大的痛恨。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王观澜受到临海新文化浪潮的影响,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开始参加斗争,大搞学生运动,因为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正直的道德品质,被推选为“六师”学生会主席。为了扩大影响力,他牵头主办了校刊《绿丝》,撰写文章,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军阀官僚,还在城内的紫阳宫和关岳庙组织了4期夜校,教导民众读书识字,同时传播新思想。1925年冬天,王观澜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即任共青团六师支部书记。1926年12月,由于表现突出,王观澜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六师学生党支部书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在台州上空,革命形势急剧下降。王观澜不得不离开学校,转移到石门岙姐姐家中躲避。然而,他意识到,越是在危难之际,越需要有人站出来。他暗中联络了几个同志,先是掩护战友到山村避难,然后自己又潜回城里,组织学生罢课,抗议军警包围,探望被捕的同志,全然不顾自身的危险。

  但反动势焰大张,学校等同瘫痪,与宁波地委的联系也断了。困局之下,王观澜决定只身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他怀揣着父母东拼西凑借来的几块钱路费,没有过多的准备,就匆匆上路了。及到上海时,身上仅剩6角钱,食宿都成了问题。然而,要在情势同样紧张的上海滩找到党组织并不容易。王观澜在街上来来回回找寻了4天,才遇上了此前的“六师”党员教师李圣悦,接上了党的关系。随后,他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从事工人运动。

  这年9月,王观澜受党中央指派,去莫斯科学习。留学生涯并不平静,留莫支部负责人王明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教务上,大搞宗派斗争。王观澜公开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提出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学课程应加以改进,但王明等人不仅没有听取王观澜和同伴们的意见,反而借着苏共反托洛斯基分子运动,在留莫支部展开了整肃运动。有人被关进监狱,有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屈死他国,这其中,就有临海籍的共产党员。

  王观澜没有屈服,他积极参与反抗斗争,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使王明对这个“眼中钉”极其不满,他多次针对、排挤王观澜,污蔑王观澜是“托派分子”。由于王观澜出身贫苦,自律自洁,他们抓不到把柄,只好拿警告处分来打压他,但这些并没有影响王观澜保持一颗积极的心,他先后在列宁学院、苏联红军总医院学习,奋发向上,自我深造。在他的心里,什么都比不上学习更多的知识,汲取更多的力量,用以报效革命、报效祖国来得更重要。

  1930年底,王观澜回到祖国,赴上海工作。到上海不久,他就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派,由他担任组长,带领王维之、许宏亮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行三人转经香港,到达闽粤赣苏区后,由于交通受阻,暂时留在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就地参加工作。

  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同时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兼组织部长,被选为军区一级党总支书记。对于有组织宣传经验的王观澜来说,做好《红旗》报的编辑工作并不难。不过,他上任后,并没有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约上张鼎丞、李明光等人,下到虎岗农村去了解情况。走访过程中,他发现这里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一些乡村表面上将土地分摊了,但实际的掌控权仍在地主豪绅手中,土地革命名不符实。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委做了汇报。特委十分重视,经研究决定,要帮助农民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考虑到王观澜等人前期已进行调查研究,这件事就交办给了他们。

  王观澜等人迅速拟定了工作计划,走村入户,发动贫苦农民起来推翻霸权,切实分得土地和财产。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这次的土地革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关于农耕物资不充裕、劳动力不均等问题,王观澜想到了犁牛合作和劳动互助,大受农民欢迎,很好地实现了田产保收。他把闽西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情况,在《红旗》报上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对其他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后来,由于形势紧张,王观澜跟着部队退出了虎岗。转移途中,他先后任杭武县委书记、汀连县委书记等职。1931年八九月间,随着几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闽粤赣苏区和江西苏区实现了相连并济。这时,中央局的周以栗来信,要调王观澜等几位同志去中央局工作。在征得省委同意后,王观澜动身赶往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乡召开。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应运而生。次月,王观澜受命筹备和主编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对思想宣传有着独到见解和丰富经验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经常到“红中社”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也经常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在宣传工作、土地改革等方面有着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理念,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红色中华》成了苏区工作的一大亮点,每当有重要客人来到瑞金,毛泽东都会介绍他们去“红中社”参观、座谈。

  1932年夏,一场所谓的“肃托”斗争在江西中央苏区大肆展开。王明派的一些人以发表不当文章为借口,向王观澜发难,认定他有“托派嫌疑”。在未经公开审查的情况下,王观澜被无故关押。消息传开,云集区9个乡的党支部和广大群众纷纷为王观澜喊冤,要求释放他。迫于舆论压力,王观澜被释放,但他在《红色中华》的职务被悄无声息地撤销了。1933年1月,在左派的谋划下,王观澜的党籍被开除了。

  深知王观澜为人的毛泽东将他留在了中央政府土地部当秘书,并委派他进行“查田运动”试点工作。王观澜经过调查走访,发现叶坪乡的封建势力表面上被打垮,背地里却当起了“农霸”,他马上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王观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叶坪乡查田的试点工作推向深入,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划分农村阶级的建议。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文章并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并表示这篇文章是“和王观澜同志合作写成的”。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党籍问题也在毛泽东的关心与坚持下得以恢复,并被任命为中央土地部副部长兼土地委员会委员。也是在这个时期,王观澜对“三农”问题有了更加系统、更加深刻的认识,为他以后在农业岗位上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开始长征。王观澜在完成了筹粮任务后,跟随红军先头部队,一起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先头部队到达夹金山后,筹粮任务再一次落到王观澜的身上,部队要穿过千里茫茫的大草地,筹集粮食迫在眉睫。王观澜奉命筹粮,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一次外出筹粮期间,因队伍断粮,误食病马肉而患痢疾。据王观澜的女儿后来回忆,父亲曾跟她提起过这段经历,他说,痢疾拉得太厉害,根本无法正常行走,走不出多少路就要发作一次,在接近虚脱的情况下,在战友们半抬半扶的帮助下,才赶上了行程。回归大部队后,王观澜为了节约药物给其他的战友,硬是扛了下来,却也因为未及时治疗而落下了病根。

  1935年10月,王观澜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会议后,王观澜受命担任土地部部长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次年兼任土地部和中央工作团两方面的工作。后又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

  在统战工作上,王观澜与王明的主张又产生了分歧。在苏联早已埋下仇恨种子的王明决定要报复王观澜,他与康生联合起来,宣称王观澜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更向中央提出要求审查王观澜。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直截了当地对王明、康生说:“王观澜经过了我十多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这是王观澜一生中第三次遭受左倾主义者的打击迫害。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斗争中,王观澜凭着过硬的工作表现和对党绝对忠诚的底气,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同志们的有力支持。

  到达陕北后的几年时间里,王观澜因长征途中患肠胃病埋下了病根,身体一直很虚弱,再加工作繁忙,过度操劳,经常犯病。妻子徐明清屡劝无效,王观澜最终因十二指肠溃疡复发和神经衰弱症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在王观澜住院期间,毛泽东曾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到医院探望,后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宽慰他要好好养病。这封信给予王观澜极大的精神力量,使他与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的信心倍增。信的开头写道“既来之,则安之”之句,后来更是广为流传,成为许多革命同志在面对疾病时,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精神支柱。此后,王观澜的病情虽多次反复,甚至一度病危,但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与关心下,在中央医院精心救治下,他一次又一次迈过鬼门关的坎。多年以后回忆起来,王观澜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没有中央医院医务人员的尽心努力,他不可能还活在这个世上。他说:“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积极阶段。根据党中央的批示,王观澜夫妇启程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经东北出国。

  在苏联治病期间,健康状况稍有好转,王观澜就开始参观莫斯科的工厂、集体农庄与合作社,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常密集,但耕作手段十分落后,基本上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如果农业不能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命脉就难以维系。过去,解放区也办了不少农场,但由于缺乏经验,一般都采取了供给制方式,给投资、给机械、给人员和物资,甚至还讲排场,但很少引入经济核算的观念,再加经营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总结。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机会来亲自考察苏联的农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

  但王观澜并不盲目追崇苏联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农庄的那套经营方法,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王观澜说:“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远在苏联,但新中国的炽热横穿千里,灼得王观澜夫妇呆不住了。王观澜说:“我渴望立刻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于是他们马上给党中央打了报告,11月得到党中央同意后,王观澜夫妇迅速启程,回到了祖国。

  建国后,王观澜一直在农业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他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农业部顾问组组长。数十年间,他始终以发展农业为首要任务,一心扑在为广大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道路上。他在农业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建树,使他被公认为国内最早的“三农”问题专家。

  只是,由于早年长征时留下的病根,加之数次带病工作,尽管后来几次治疗和休养,王观澜的身体始终没有达到完全康复的预期。在1981年9月,王观澜带着一个工作组,到河北的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考察,攒着一股劲,他连续工作到11月才返回北京。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胰腺癌已经发生了扩散,身体很快就支撑不住了。12月23日,王观澜被送进了北京医院。

  1982年1月16日,王观澜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嘱咐妻子徐明清:“我一辈子是革命的,经过多少曲折斗争,现在没有多的话了。你要管教好孩子,要他们争气。我是共产党员,向中央打报告,把我烧了吧!”说完这话没多久,王观澜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

  1982年1月19日,王观澜逝世。这个从临海走出去,搞过学生运动,参加过长征,一辈子都在为农民和农业操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终在病床上走完了一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2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王观澜同志的追悼会,林乎加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王观澜同志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称王观澜同志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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